鲁迅以小说创作闻名。他于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被称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开篇,影响深远。其后,鲁迅连续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并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他的小说以清末民初的底层百姓生活为主,注重细节描写,以白描手法鲜明刻画人物,并挖掘微妙的心理变化。主要表现底层人民思想的麻木愚昧和生活的艰辛。作品中运用了大量隐喻,这些隐喻对有一定历史积淀的中国读者来说不难理解,但是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却存在一定困难。隐喻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一种普通的修辞方式,直到《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的出版,人们才逐渐从认知的视角来审视隐喻。而关于隐喻是否可译以及如何来译也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而关联理论的出现则让学者考虑从认知的视角来研究隐喻的翻译。在关联理论视角下,翻译被看作是一种双重的明示——推理行为,译者不仅要传达作者交际意图并且还要考虑读者对译作的接受度,关联理论中的最佳关联原则则是用来决定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判断标准。本文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出发,研究《鲁迅小说选》的三个英译本中的隐喻的翻译。通过对文本中的隐喻进行分析,将其中的隐喻分为人化隐喻、物化隐喻、物质化隐喻和实体化隐喻四类,总结出三个译者的翻译方法,包括保留喻体、删除喻体、转换喻体并进一步提出非隐喻-隐喻这一翻译方法,但译者们在翻译方法选择上有所不同。本文发现对于鲁迅小说中隐喻的翻译,莱尔的隐喻意识最强,他擅长使用保留喻体、加脚注、或者转换喻体的翻译方法,尽可能译为西方读者保留原文中的隐喻;而杨宪益夫妇的译文则喜欢尽可能贴近原文,他们的翻译比较保守,采用保留隐喻和删除隐喻的翻译方法较多;蓝诗玲则更加关注读者感受,她的译文使用删除喻体这一方法较多。同时,笔者也发现三位译者在他们的译文中都采用了非隐喻-隐喻这一翻译方法,使得他们的译文更为容易被读者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