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作弊现象频发,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然而我国对考试作弊类行为的规定主要散见于位阶较低的行政法律法规中,且主体不包括作弊的组织者。在刑九出台以后,设立了组织考试作弊罪在内的三种考试作弊类犯罪,解决了上述的问题。但因为这本是一个新罪名,且没有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导致本罪在适用过程中出现一些乱象,例如各个法院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范围、“组织”行为的定性等方面存在标准不一的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加深对本罪的理解,本文拟从以下五个部分来进行分析:第一部分,通过对组织考试作弊行为入罪的正当性、功利性的分析来论述本罪的可罚性依据,并得出本罪应选择的刑事政策,即应当有限度地打击,同时以我国司法实践及域外国家和地区对考试作弊类犯罪的基本态度来佐证笔者的观点。第二部分,主要对客体进行研究,通过对简单客体与复杂客体的对比,笔者同意本罪的客体为简单客体,即国家考试管理秩序。第三部分为本罪的客观方面,先通过对“法律”“国家考试”的含义的描述,来确定“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范围,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所规定的国家考试,并对属于本罪规制的所有考试进行分类汇总;通过对本罪的作弊行为应具有的属性进行分析,结合现有行政法规中规定的“作弊”行为,确定出本罪的作弊的行为类型;通过对刑法中“组织”的不同含义的对比,得出本罪“组织”的行为方式,并确定组织行为的对象必须满足被组织考生为3人以上才属于本罪的组织;确定“帮助组织”必须属于与提供作弊器材具有同等重要性和危害性的行为,并得出本罪存在从犯的结论;最后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笔者尝试着对本罪的入罪、加重处罚的标准予以确定。第四部分犯罪主体,主要侧重于对单位是否属于本罪的主体、本罪是否为必要共犯的问题进行分析,笔者的观点为,必须年满16周岁且具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才能成为本罪主体,且本罪为非必要共犯;第五部分犯罪主观方面,主要是将组织者与帮助者的主观心态分别从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上予以分析,组织者必须为直接故意,帮助者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均能成立本罪,且帮助者与组织者之间必须存有犯意的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