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五部分。 第一章，家学渊源。探讨郑孝胥的成长环境。福建是理学重镇，且开风气之先，这一文化环境对郑孝胥的性格养成有一定的影响，即既相对保守，又好为高论。近代福建人才辈出，人物关系复杂，郑孝胥充分利用了这一文化圈，为自己获得政治经验和诗坛声誉创造了便利。本章重点探讨郑孝胥的家庭对郑孝胥文学创作和人生态度的影响。郑家在文坛上虽不引人注目，但不废诗书，如郑孝胥高祖妣何玉瑛、母舅林葵，诗作皆有动人之处；郑孝胥叔祖郑世恭一代名士，学识渊博；父亲郑守廉颇有词名。家庭的熏陶促使郑孝胥走上文学道路，而族人仕途多不顺畅，又使郑孝胥对建功立业充满热情和向往。本章还探讨了岳家对郑孝胥的影响，并根据诸多事实驳斥了陈衍在《石语》中关于郑孝胥夫妻关系的言论。 第二章，思想变迁与诗歌创作。郑孝胥阅历丰富，其诗歌创作也因此丰富多彩。本章主要结合生平，探讨思想变化，总结其各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郑孝胥青年时期崭露头角，自视甚高。然而多次参加进士考试，皆落第而归，带给他很大的挫败感，给他一生的创作定下感情的基调，一方面是对施展才华的渴求，一方面是对现实深深的失望。热中功名的郑孝胥总是努力在寻求仕进的机会。他凭着经济文才获得李经方的赏识，出任驻日使臣，接受新政、了解世界。回国之后，他进入张之洞幕府，在军事、商务、铁路等各方面发挥作用，深受张之洞器重。1903年，郑孝胥出任为广西边防大臣，驻防龙州三年，对满清王朝的腐朽有了真切认识。因此，他热心投入预备立宪活动，希冀以君主立宪的方式挽救残局，革除积弊。宣统年间，他又为盛宣怀策划“铁路国有”，最终导致满清王朝在中国的终结。辛亥革命后，郑孝胥以遗老自居，并积极谋求复辟，1923年之后，他挟清废帝溥仪以自重，一步一步走向深渊，最终身败名裂，为人不齿。 第三章，诗歌艺术。同光体是清末民初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而郑孝胥则是同光体的倡导者和中坚人物，与同光体的盛衰相始终。本章探讨了郑孝胥与同光体的关系，并通过郑孝胥的诗歌主张和诗学渊源探讨了郑孝胥诗歌的艺术特色，强调郑孝胥博采众家之长而自成风格，其诗平澹高远，清寂幽深，同时又有“语质而韵远，外枯而中膏”的特点。这使得他在同光体诗人中独树一帜。最后探讨对郑孝胥诗歌的批评。作为同光体的代表人物，当时人对郑孝胥的批判往往与同光体联系在一起。同光体内部诗风差别的迥异使得这些批评往往不着边际，难以触到郑孝管的痛处。其中尤以南社以柳亚子为代表的批判为甚。郑孝青诗歌最大的不足，在于诗情多伪，务为矫饰，其人尖刻有徐，忠厚不足，又好为高论，为人、品行上的缺憾也同样给他的作品留下了遗憾。 第四章，海藏诗派。近代诗坛有两大主流，其一生涩奥衍，其一清苍幽峭，郑孝肯是近代清苍一派的代表诗人。清苍派诗人大都推崇梅尧臣、王安石，郑孝青首倡之功不可没。本章探讨清苍派诗人的创作情况，分析陈宝深、叶大庄等代表诗人的诗歌创作和艺术渊源。这些诗人与郑孝骨关系密切，交流频繁，互相之间都有深刻的影响。郑孝青作为此一派的领袖，为众多后学竞相追捧与仿效，隐隐形成所谓的“海藏诗派”，至有“海藏诗派满江湖”之说，声势浩大。其中李宣龚与周达被公认为郑孝青的传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受郑孝肯影响极深，成为“海藏诗派”的代表。 第五章，友朋杂考。郑孝骨重视友情，交游广阔，与同光体内外诗人皆有很深的交谊。本章采用大量诗文集及诗话等材料，对郑孝骨与其他诗人的交往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如陈宝深、陈衍、沈曾植、顾云、王仁堪、诸宗元等，这些诗人在不同时期皆与郑孝青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郑孝青的诗歌风格的形成和演变产生过程度不等的影响。陈衍、顾云等诗人在诗歌创作、诗歌理论等方面都与郑孝青有过深入的探讨，他们的评价对我们探究郑孝骨的诗歌风格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对郑孝骨交往的考察，我们有可能对郑孝青的诗歌有更加细致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