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士铎一生著述达70余种，主要有《南北史补志》30卷、《水经注图》1卷附录1卷、《汉志释地略》1卷、《汪梅村先生集》12卷、《（同治）续纂江宁府志》15卷、《（同治）上江两县志》29卷、《悔翁笔记》6卷、《汪悔翁乙丙日记》3卷等。　　汪氏《南北史补志》在继承传统补志体例的基础上，将正史、类书、前人著作等不同的史料巧妙的整合起来，并补上史料中的缺失以及订正史料中的错误，虽有缺点，但对后人研究南北史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禹贡》等历代地理著作的考释、补缺和纠错，为当时历史地理著作作序和跋、历史地名的考订等，其考证的内容和考证方法很多都具有实用价值和参考价值，对舆地学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是“清末享有盛誉的历史地理学家”；《乙丙日记》为研究太平天国历史保存了大量而且广泛的史料，《胡文忠公抚鄂记》，不仅真实反映了胡林翼对湖北地区治理的全貌，而且反映汪氏特有的编纂手法；《（同治）上江两县志》纂修人员的分工、“序”的撰写等事务皆是汪士铎所完成，而且其所纂修的内容也有存在一定的特点，如征引借鉴广泛、修纂严谨全面、多注释等，体现了他高超的修纂地方志技能；总纂的《（同治）续纂江宁府志》，在体例内容上继承《（嘉庆）江宁府志》同时有所损益。两地方志都具有“存史”和“资治”的效用。　　总之，汪士铎在继承传统史学的基础上，于补史志、当代史料保存、历史地理学、地方志修纂等方面都做出了比较突出的成就，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起到了承上启下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