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深受中华民族对自然的认识和理解影响的。这种对自然世界的认知深植于孕育了中华文化的自然环境土壤之中。人们观察到自然环境中的盈亏变化，并对自然天地的尊重与师法，使人们联想到自身，不仅将“中”作为一种生存状态，更将“中”作为处理各种事务的方式与手段：中庸是为了保持长久。与西方从生物学、医学角度对人的认识不同，中国的中庸往往是采取对量的控制和保持达到对质的状态的维护。中庸同《论语》之间联系的特殊性即通过对中、庸的字义分析即可得出。在日常生活做到“中”即是中庸的本意。度的保持要求人们在行为特别是心性上保持中庸与稳定。但中庸的做法同样需要符合中庸的原则，防止其过度的泛滥。孔子要求以礼节中，将个人道德方面的私德同公共秩序的维护统一起来。礼与中庸辩证统一。一方面，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另一方面，中庸又受到礼的制约与规范。孔子所说的中庸不只是要求保持一种稳定持中的状态，更是表现为对两端（特别是内外之间）的并重。东西方的中庸思想在具体要求和内容上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然而也存在着多方面的分异，这主要表现在：在东方，对中庸产生节制的是“礼”。而在西方，对中庸产生节制的则是“中”本身；在东方，中庸是统一一致的。而在西方，中庸是随着个体差异有所区分的；在东方，中庸是通过克制与并重的方式实现的。而在西方，中庸是通过释放与宣泄的方式回归的；在东方，中庸是作为实现统治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而在西方，则是将“中庸”作为根本目的与原则。中庸对当今现实社会有着很强的指导作用和意义。《论语》中的中庸思想是通过“节”、“度”、“重”三个方面完成中庸对人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指导与实践工作。《中庸》对孔子时代的中庸思想进行了延伸，“中和”成为后孔子时代对中庸之“中”的概括性诠释。“以礼节中”在中庸的概念里不再是外延，而内化为中庸思想当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庸》的鲜明特点是将“诚”作为实现中庸的关键与方法，他将中庸、诚上升到自然运行法则的层面上，着重强调中庸、诚等社会活动与天道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为其实行奠定了理论基础。自然天道意义上的“诚”即自然不伪饰的性质应用于人类社会当中变为“诚之”，要求择善而坚定固守，并努力执行。这又与《大学》中的“明明德”和“止于至善”的宗旨相契合。总之，先秦以降的儒学表现出浓厚的强调儒学合天道性的发展特点，这也是从程朱理学的需求出发进行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