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云：“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作为中国文物制度的原点时期,先秦传承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制器传统,更将制器活动推向历史第一次高峰。制器活动既有贵族阶层意识形态的灌注,又实践着当日社会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以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形式、目的、动力四因说来看,无论是作器动机意图,对材料、形式的选择及对操作程序的选定,都充满了思想的成分,器物成为具有表意功能的载体,蕴含精微深远的文化语义。本文以三代制器活动为考察对象,拟从四个方面,即制器者的社会身份及其对器物的设计与制作,使用者对器物的使用及评价,器物形制纹饰与构造,以及思想家依托其政治、经济、社会与哲学思想而涉及的对器物的评述与批判,来探讨先秦制器思想。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三代尤其“轴心时代”器物文化之全貌,也能为思想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资源与视角,同时亦具为当下的设计实践提供宝贵思想资源的现实意义。然器物的表意方式曲折隐晦,需借助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方有洞见其隐含思想之可能。论文第一章,即基于古器物形态学的既有分析成果,充分借鉴考古类型学、语言学、符号学、风格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器物本体、社会文化范畴的角度,对思想释读的方法作了初步探讨,且尝试应用在青铜礼器的分析之上。论文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基于对夏、商、西周、东周制器活动的概述,探讨其制器思想的内涵。夏代伊始,青铜、陶土、玉石、漆木、骨角等质材的制器活动获得全面发展,饮食器具、车服旌旗、宫室建筑的功用性均达相当水准,尤其最早的青铜礼器及大量的青铜兵器,初显“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念。夏王朝重视制器活动,认可工匠的社会地位并赋予其专属职责。青铜鼎、爵等礼器因与神圣领域的祭祀权密切相关,初具王权象征之意味。而凡俗领域之青铜农具的创制,则成为“郁郁乎文”的青铜文明发展的稳健根基。商代处于青铜时代的上升至鼎盛期,“器惟求新”不仅在于青铜器品类、形制与纹饰的剧变,更在于作为殷人与其祖先神沟通之媒介的功用界定。殷人依托始祖神话而创造了兽面纹,其形象所传达的神秘意涵正是殷人权力认定的想象途径,而形制硕大、厚重的青铜器乃至宫室建筑,则成为权力认定的现实途径。礼器的品类、质地与件数的不同组合与贵族身份、地位相呼应,昭示出“礼以体政”的观念,秩序化的器用方式正是殷人建构理想政治秩序之途径。周人继承殷人的典章制度而发展周族文化,西周前中期依然延续着商末青铜器的风格,至分封制造成的政治格局形成之时,构筑于礼器、礼仪之上的礼乐系统业已完备。礼器的形制纹饰、铭文记载及器用方式,明确表达、强化着等级尊卑与君臣名分,以此规范人伦、人神关系。形制与工艺的协和、渐离宗教意图的纹饰,渐合实用需求的功用及礼器的世俗化趋势,则彰显出周人理性意识的初步觉醒。周人亦将宇宙观念图式投射于制器活动,不仅命服、车舆、明堂等形制与装饰,甚至行为方式、社会制度均可自宇宙观念中获得意义。东周之时,礼器及其承载的象征义逐渐衰落和消褪,器物的功利色彩逐渐浓郁。诸子对制器的评述主要体现为四个主题。一为人与外物之间的关系。儒道两家均从感官需求出发予以探讨,主张“君子役物”、“不以身假物”,然实现路径有所不同。二为器物的文质关系。儒家基于对“文”一极的盛赞及对“质”一极的兼容并包,持守“文质彬彬”的执中之道。道家将其看作“人为”与“自然”的对立,主张去掉外在虚饰而复归天然本性之“质”。墨法两家将其演化为“形式”与“功用”的对举,好功用而恶纹饰。三为天人观念于制器活动之投射。儒家追求道德完善意义上的天人合一,道家则崇尚顺应“自然”意义的天人合一。四为道家学说中器通于道的观念。器物与制器活动可成为其体道的具体对象物与路径,经由心斋而达齐物之境,最终实现与道同一之境界。论文结语认为,对先秦制器思想的进一步研究,还需更全面、深入地考察当时社会文化的语境,及进一步完善分析方法论。惟两者有机结合、交参互证,才有助于揭示“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之间的意义界限,把握对思想解读的“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