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学者、考古学家、还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他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就提出很多至今仍有研究价值的翻译文学批评思想及翻译理论。在“五四”以前,他就迷恋上了外国文学,并进行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这些翻译实践活动对他“五四”以后的文学翻译、文学创作,乃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郭沫若在文学翻译方面卓有成就,他一生译著颇丰,共译介的外国戏剧有11部之多(除了歌德的《浮士德》和席勒的《华伦斯坦》外,还包括爱尔兰剧作家约翰·沁狐的《悲哀之戴黛尔》、《西域的健儿》、《补锅匠的婚礼》、《圣泉》、《谷中暗影》、《骑马下海的人》,以及英国高尔斯华绥的《争斗》、《银匣》、《法网》),他对西方戏剧文学的译介作出过独特的贡献。郭沫若善于在文学思想、题材、创作方法和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学习莎士比亚、雪莱、约翰·沁孤、高尔斯华绥等作家,以及他们的文艺思想和艺术创作的长处,并加以创造性的融铸,形成自己独具的艺术个性和风格。郭沫若后来的许多文艺思想与创作,就是从他的戏剧文学的翻译实践中获得灵感的。　　 郭沫若一生也在翻译思想史上贡献巨大而独特,早在“五四”时期,他曾经对于文学翻译有过一种比喻,即把文学作品的创作比作“处女”,而把作品的翻译比作“媒婆”。虽然这种比喻让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发生了一场有关翻译文学的争论,但他的确提出了一个很久以来一直存在和困扰文学翻译的根本问题,那就是文学翻译应该如何体现翻译中的文学价值问题。本文借用郭沫若戏剧文学翻译成就和比较文学翻译文学中文化变异的观点,结合翻译文学在我国的文化语境中的当代现实表现,来探讨翻译文学与文化变异的内在关系,试图从一个全新的系统视角探讨翻译文学的内在实质性特征,这在郭沫若戏剧文学翻译研究领域尚属首次,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本论文还针对文学翻译传播过程中的一些文化变异现象,强调译者的“文化身份和意识形态立场”必然左右他对于原文的解读,并左右译文的倾向和功能这一基本原理。力图阐明一个基本道理:文学翻译并不是简单的符码转换；对于“文化信息的处理”不是“单纯的翻译技巧问题“,在文化信息的深层内部有着“蕴藏的意识形态意图”,意识形态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了译者的思维空间和价值取向,因而文学翻译在语言的转化传达中,要特别注重“语言背后潜藏的艺术精神、文化精神以及文学意味、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等”,它必然与新文化体系中的艺术精神、文化精神形成和谐与冲突。　　 在研究中,本文首先抓住了其文学翻译的“忠实”前提概念,这有利于有效结合与探讨原作者个人的文学修养、兴趣爱好等,以此在“创造”的前提下让译者的文化语境和原文学的现实语境结合起来,最大可能地让文学翻译产生出相对的等值或等效。这样通过翻译文学来研究外国文学,还能够发现外国文学的某种“超越性”,因而我们实际上是站在更宽敞的视野,更高的高度从宏观上研究外国文学。这是一种以异域的视角、“第三只眼”看待西方文化,最终目的是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各种文学的本质和更深刻地认识文学思想的本质。可以说,他的戏剧文学的翻译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化的语境中表现为,结合解构主义对于戏剧文学翻译中传统概念的翻译颠覆性——“创造式”予以理解,并对他的翻译的“创造式”行为作出过合理性的解释。可以看出,他是有意识地运用了互文性来进行戏剧文学翻译的。本论文还系统地回顾了郭沫若在翻译思想变化更新中是如何奋力捍卫“创造性翻译”的事实的。本论文研究可以作为对中国传统译学进行当代化阐释的一个尝试,它将有利于提高翻译与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同时对于同一时期其他译者的研究将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当然,本文旨在主要研究郭沫若的翻译理论和戏剧文学翻译实践的基础上,窥探郭沫若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坛上的不朽功绩。他的戏剧文学翻译活动主要集中在“五四”时期至1949年建国之前的几十年内。在这几十年中,作为翻译家,他翻译的德国的歌德、爱尔兰的约翰·沁孤、英国的高尔斯华绥的戏剧文学作品在当时读者众多。可惜的是,建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郭沫若基本上停止了戏剧文学翻译活动。本文之所以研究郭沫若的戏剧文学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是因为郭沫若戏剧文学的译介研究“迄今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领域”(黄侯兴,1987:2)。并且其中大多数都是关于他诗歌翻译和文艺思想的研究,很少有文章专门研究郭沫若的戏剧文学翻译。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中综述了郭沫若戏剧文学译介的前提和特征,研究了郭沫若寻求中西方戏剧交流产生契合的的基本条件,包括对西方文学文化意识的接纳与反叛,尤其对于基督教的“中国式”的辨证理解,同时也对于郭沫若戏剧文学译介活动作了较为系统的综述；第二章对于郭沫若的德国戏剧文学的译介,从与歌德和席勒思想的契合与共鸣、歌德的《浮士德》和席勒的《华伦斯坦》的译介、以及两人戏剧文学作品的译介对郭沫若创作的影响方面进行了综述,挖掘出郭沫若戏剧文学译介的基本前提——“创作式”翻译的基本秘诀是要与原作者产生心灵的契合和思想的共鸣。第三章和第四章也分别较为系统地叙述了郭沫若对于爱尔兰戏剧家约翰·沁孤和英国戏剧家高尔斯华绥戏剧文学作品的译介特征,体现出郭沫若对于这两位西方戏剧家作品的同感与作品社会历史意义的认可。第五章对于郭沫若的戏剧文学翻译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综述,包括他的戏剧文学翻译思想总体特征的介绍、“创作论”蕴涵的翻译美学的价值探讨、“再创作”翻译理据的挖掘、以及“创作论”对于中国文学翻译思想的贡献等方面。第六章把郭沫若的“创作论”翻译方式论,立于逻辑起点和理论核心展开研究,从译品作为“体验的客体”、“翻译家不是鹦鹉名士”、“好的翻译等于创作”三个方面探讨了作为翻译家的郭沫若的良好的翻译境界和高超的文学翻译技巧。第七章站在“创作论”翻译艺术论的高度,对于文学翻译中美的表现与鉴赏作出了系统总结,包括“译文等于艺术品”的观点、译文的韵味留存、文学翻译中的“共鸣契合”等,指出郭沫若的文学翻译思想犹为注重译者的形象思维,其中的想象力是戏剧家的重要禀赋,而好的译者应在翻译韵味方面最大限度地接近原作家,并在美学思维上尽量地和原作家产生美学思想共鸣。　　 总之,本论文力图通过对于郭沫若戏剧文学的译介研究,抛砖引玉,让大家共同面对一个基本事实:现代翻译文学(包括戏剧翻译文学)的边缘地位的仍然存在,这在于人们对翻译文学自身特质的认识偏差、理解偏离和历史描述错位等方面因素造成的。虽然我们也知道,世界文豪们是随着他们著作的汉译本而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并占据了中国的文学和文化领地的,但是,由于译本不是中国原创的民族文学,它们的文学史价值来自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因而翻译家们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思维是显而易见的。何况,这种创造性活动和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存在本质的差异,这种差异是极为错综复杂的,很难进行准确的清理和表述。必须承认,郭沫若对于西方戏剧的译介体现了当时中国的新兴知识分子和革命的新文学主义者力图探索新的人生意义和价值趋向,以及寻求有效的革命理想和实现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