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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对外开放、港口体制改革和经济转型等利好政策的不断推行下，我国国际贸易水平日益蓬勃发展。特别是在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出口总额快速攀升，我国国际贸易地位也不断地提高。2000年时，我国进出口总额为4743亿元，而2015年时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了29041亿元，其中商品进口贸易占了12400亿元，比2000年时2251亿元的进口贸易增加了5倍。在我国港口发展水平日益提升下，我国港口2015年时拥有生产性用码头泊位达到31259个，并且我国港口在世界港口排名中不断上升，尤其我国上海港在全球集装箱港口中排名世界第一，吞吐量达到了3653.7万标箱。同时，通过港口的海运进口贸易总额为8.9万亿元，占进口贸易总额的比例达到了85%。因此，港口发展水平和贸易自由化水平都是对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近年来学术界对国际贸易的研究不断扩大加深，但国内外学者更多地将研究重心放在了出口贸易中，很少对进口贸易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国内外对于进口贸易的交易规模分布研究文献更是少之又少。
因此，在阅读了国内外已有的关于港口发展、贸易自由化和进口贸易的相关文献基础上，本文将进口的交易规模分布集中度作为研究重点内容，从港口发展和贸易自由化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探究中国进口的交易规模分布与港口发展和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讨论影响进口的交易规模分布的其他因素。本文利用《中国港口统计年鉴》、WTO关税数据、世界银行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相关数据为基础测算得到的港口效率值、进口关税税率和进口的交易规模分布集中度为数据研究样本，构建数学模型，使用Stata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旨在找出港口发展水平、贸易自由化对进口的交易规模分布产生的影响，并为我国提高港口发展水平和提升进口贸易水平提出相关建议，以优化我国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首先，本文阐述了中国港口的发展概况，对港口发展的变化历程进行了详细描述，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分析了港口发展水平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因为大约80%的国际贸易商品都是通过海洋运输完成，而港口是海洋运输中重要的连接点，所以港口为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2015年，中国全国港口共拥有生产性用码头泊位共31259个，全部港口总体完成的货物吞吐量达到127.50亿吨，完成外贸货物吞吐量达到36.64亿吨，指标数据均比往年有所增长，说明我国港口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水平。
其次，文章介绍了中国进口的交易规模概况，在2015年时中国的进口总额为10.44万亿元，其中海运进口总额占比达到85%，并且发现进口商品的种类、比例和结构都有所优化，贸易条件也得到了改善，进口贸易的质量水平和经济效益都得到了提高。随后，本文以我国进口贸易的交易总额度量进口贸易的交易规模，以交易规模的集中度描述不同规模大小交易的具体分布情况，当交易规模集中度绝对值较大时，则表示该省份的交易规模比较集中，反之亦然。尽管从2000年-2006年各个省份的海运进口交易规模都发生了扩大，但不同年份、不同省份的交易规模分布也不尽一致，呈现出不同波动状况。
然后，基于港口经济学理论，本文认为港口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通过港口经济的极化效应形成了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从而促使了港口经济腹地和区域地城市的经济和贸易水平的提升。本文通过构建从事进口贸易的企业进行交易时的规模选择机制，发现根据以往相关理论，很难判别港口效率和进口关税税率对进口的交易规模分布产生的影响。所以，本文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港口效率、进口关税税率以及其他影响因素与进口的交易规模集中度进行回归分析。从回归结果本文发现，港口效率与进口的交易规模分布集中度正向相关，港口效率的提高使得进口的交易规模分布更加均匀；进口关税税率与进口的交易规模分布集中度正向相关，进口关税税率的减少使得进口的交易规模分布更加集中；在其他影响因素中，各省进出口额占各省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第二产业比重和波罗的海指数与进口的交易规模分布集中度呈现正向相关，而对G7国家国际贸易比重、国有经济比重、汇率、各省人均生产总值和政策优惠指数与进口的交易规模分布集中度呈现负向相关。这一结论在替换港口效率值，添加港口效率与进口关税税率的交叉项，添加年份、省份、HS3分位产品的虚拟变量后基于行业、进口商品技术性和差异性层面分组回归后仍然稳健。
最后，本文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港口发展和国际贸易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一方面，各省港口要整合资源，优化规划，适当引入先进技术和设备；国家要平衡各省港口建设，提倡各省港口间良性竞争、资源共享，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高我国港口效率；另一方面，各省则要加强港口与港口经济腹地的联系，充分发挥各省国际贸易能力，开拓国际贸易新型增长方式；在港口效率提升同时鼓励更多中小微型企业从事国际贸易，加强小额化贸易发展，稳固大额化贸易增长，从而促进各省产业的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基于前人单方面从港口效率或贸易自由化角度对行业、企业贸易行为影响的研究基础上，本文从港口效率和贸易自由化两个角度共同研究。第二，构造交易规模分布集中度指标对交易规模的分布进行度量来研究进口贸易状况。当然，本文也存在不足，衡量我国进口的交易规模分布状况的指标时间可达性还不够及时，指标的选取还缺乏深度和广度。
因此，在阅读了国内外已有的关于港口发展、贸易自由化和进口贸易的相关文献基础上，本文将进口的交易规模分布集中度作为研究重点内容，从港口发展和贸易自由化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探究中国进口的交易规模分布与港口发展和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讨论影响进口的交易规模分布的其他因素。本文利用《中国港口统计年鉴》、WTO关税数据、世界银行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相关数据为基础测算得到的港口效率值、进口关税税率和进口的交易规模分布集中度为数据研究样本，构建数学模型，使用Stata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旨在找出港口发展水平、贸易自由化对进口的交易规模分布产生的影响，并为我国提高港口发展水平和提升进口贸易水平提出相关建议，以优化我国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首先，本文阐述了中国港口的发展概况，对港口发展的变化历程进行了详细描述，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分析了港口发展水平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因为大约80%的国际贸易商品都是通过海洋运输完成，而港口是海洋运输中重要的连接点，所以港口为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2015年，中国全国港口共拥有生产性用码头泊位共31259个，全部港口总体完成的货物吞吐量达到127.50亿吨，完成外贸货物吞吐量达到36.64亿吨，指标数据均比往年有所增长，说明我国港口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水平。
其次，文章介绍了中国进口的交易规模概况，在2015年时中国的进口总额为10.44万亿元，其中海运进口总额占比达到85%，并且发现进口商品的种类、比例和结构都有所优化，贸易条件也得到了改善，进口贸易的质量水平和经济效益都得到了提高。随后，本文以我国进口贸易的交易总额度量进口贸易的交易规模，以交易规模的集中度描述不同规模大小交易的具体分布情况，当交易规模集中度绝对值较大时，则表示该省份的交易规模比较集中，反之亦然。尽管从2000年-2006年各个省份的海运进口交易规模都发生了扩大，但不同年份、不同省份的交易规模分布也不尽一致，呈现出不同波动状况。
然后，基于港口经济学理论，本文认为港口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通过港口经济的极化效应形成了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从而促使了港口经济腹地和区域地城市的经济和贸易水平的提升。本文通过构建从事进口贸易的企业进行交易时的规模选择机制，发现根据以往相关理论，很难判别港口效率和进口关税税率对进口的交易规模分布产生的影响。所以，本文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港口效率、进口关税税率以及其他影响因素与进口的交易规模集中度进行回归分析。从回归结果本文发现，港口效率与进口的交易规模分布集中度正向相关，港口效率的提高使得进口的交易规模分布更加均匀；进口关税税率与进口的交易规模分布集中度正向相关，进口关税税率的减少使得进口的交易规模分布更加集中；在其他影响因素中，各省进出口额占各省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第二产业比重和波罗的海指数与进口的交易规模分布集中度呈现正向相关，而对G7国家国际贸易比重、国有经济比重、汇率、各省人均生产总值和政策优惠指数与进口的交易规模分布集中度呈现负向相关。这一结论在替换港口效率值，添加港口效率与进口关税税率的交叉项，添加年份、省份、HS3分位产品的虚拟变量后基于行业、进口商品技术性和差异性层面分组回归后仍然稳健。
最后，本文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港口发展和国际贸易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一方面，各省港口要整合资源，优化规划，适当引入先进技术和设备；国家要平衡各省港口建设，提倡各省港口间良性竞争、资源共享，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高我国港口效率；另一方面，各省则要加强港口与港口经济腹地的联系，充分发挥各省国际贸易能力，开拓国际贸易新型增长方式；在港口效率提升同时鼓励更多中小微型企业从事国际贸易，加强小额化贸易发展，稳固大额化贸易增长，从而促进各省产业的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基于前人单方面从港口效率或贸易自由化角度对行业、企业贸易行为影响的研究基础上，本文从港口效率和贸易自由化两个角度共同研究。第二，构造交易规模分布集中度指标对交易规模的分布进行度量来研究进口贸易状况。当然，本文也存在不足，衡量我国进口的交易规模分布状况的指标时间可达性还不够及时，指标的选取还缺乏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