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威廉斯是文化研究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文化研究是整个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促进国内文化研究的深化发展，精准地梳理威廉斯的文化研究，揭示其对一般文化研究的意义，显然还非常必要。以这个主题和国内最新的研究为语境，从语用学角度去把握威廉斯的文化研究，理当具有很强的穿透力。　　 从文化研究史和跨学科的角度看，威廉斯的文化研究包括五个亮点：文化研究的形成、文化研究的美学转向、理论转向、社会学转向和政治学转向。威廉斯文化研究的形成以探讨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文化观念为标志，它为文化研究开辟了历史语义学等研究方向。其“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观念为（当代）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威廉斯的文化研究受到新批评细读文本方法的影响。但由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在对象上存在根本差异，细读法在威廉斯文化研究开始时就发生了类似历史语义的变化，故说文学研究是文化研究的起点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威廉斯的文学研究与其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不关涉以谁为起点和以谁为核心。　　 悲剧是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威廉斯对悲剧观念传统和现实悲剧经验的研究，使其文化研究明显发生了美学转向。他的悲剧观念传统研究采取了“世俗化”的视角，而他结合已有观念展开对日常悲剧和革命悲剧的研究，就是对世俗化悲剧传统的拓展。悲剧的普遍原因可追究到文化和自然的张力结构之中，因而实质上存在文化悲剧和自然悲剧的范畴。美学思想研究、文艺美学研究和文化美学研究应该齐头并进，这是威廉斯悲剧研究应有的启示。由于学术史等原因，传统美学相对侧重美学思想和文艺美学的研究。所以，威廉斯的现实悲剧经验研究，便使美学发生了（社会层面的）文化转向而对当前的文化美学具有促进作用。　　 威廉斯文化研究理论转向的要点是对基础与上层建筑命题和领导权概念的接受。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经典论述呈现出唯物主义的阐释方向。威廉斯强调上层建筑的特性并凸显了它对基础的构型作用，他注重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对经济决定论作了修正。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不是文艺理论，而是具有宏观指导性的文化理论。字面上看，葛兰西主要论及政治的“领导权”关系，同时触及狭义文化的“领导权”。威廉斯阐释了领导权概念对于文化研究的优越性，并用它分析了宏观文化过程的动态关系，为学界做出理论创新的示范。情感结构理论是经过威廉斯实践之后形成的，它有待与领导权理论结合形成更完善的理论，以取得更广泛的运用。　　 威廉斯文化研究的社会学转向有三点缘由，即“传统文化社会学”的不足、文化理论的相对匮乏和文化观念的全面拓展。他的文化社会学以文化符号系统为研究对象，采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但又涉足其他学科领域、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因而是一门从属于文化研究的学科。它主要包括文化生产研究和文化传播研究两个方面。前者涉及生产机制、文化构型、文化载体与再生产等内容，但均包含文化传播的因素。后者涉及传播的机制和电视的个案研究等内容，而文化传播也是一种文化生产。威廉斯的文化社会学修正了传统观念对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机械理解，它有助于把握文化研究的深层脉动，并为国内文化研究带来新的生机。　　 威廉斯文化研究政治学转向的内容是丰富的，文化民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他考证了民主含义的三种演变，比较值得重视的是从政治领域拓展到其他领域的这一演变，因为它意味着在众多领域中都有探讨文化民主的可能。威廉斯对有关大众观念的批评、对高低文化的分析、为工人阶级文化正名、探讨共同文化建设等工作，都表达了文化民主的夙愿。他关于新兴文化扩张的描述、对政治民主、社会主义和民族文化的论述，则明显包含了通往文化民主的资源。现代主义与革命和政治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虽然超出学院派的常规，但终究是一种文化政治而不是政治运动。威廉斯的文化政治学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语用意义。　　 综上所述，威廉斯的文化研究形成了文化唯物主义的学科体系。它在文化研究史中独树一帜，对当代社会的发展具有建设意义，故而有必要考虑一种内在的本土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