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思想”的表达是沈从文的自觉意识，也是他创作的一种重要价值追求。以往的沈从文研究未能直接对沈从文思想进行整体、系统的把握，也相对忽视了它的复杂性，更未对“沈从文是不是一个思想家”作出具体回答。　　“重造”是沈从文思想的一个核心范畴，同时其自身也是一个思想家族，它集中体现了沈从文对于自我及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比较系统的个体性之思，由它可触摸到沈从文的整个思想世界。　　沈从文的自我定位，是其“重造”之思的支点。通过对沈从文全集文本的细致考察，本文认为沈从文把自我定位于“乡下人”，它有一个建构的过程，其实质是沈从文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背景下的自我身份认同，它体现的是沈从文的边缘思想立场、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以及对包括自我在内的人的诗性生命存在方式与诗意栖居地的叩问。　　沈从文的“重造”思想有一个不断提出与生成的过程。在沈从文那里，“重造”与“改造”同义。“重造”思想的形成不仅有其现实社会依据、思想依据、主体人格依据，还与公共空间的存在有关。沈从文的“重造”思想家族是由“人的重造”、“社会的重造”、“民族的重造”、“国家的重造”、“地方的重造”、“经典的重造”、“重造者”之思与“自我生命的重造”等成员组成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　　沈从文的“人的重造”思想是从其人学思想出发的。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兽性”与“神性”的统一，人性的二重性在现实中对应为“生活”与“生命”二个范畴。现实中多数人的“神性”已堕落，无信仰，世俗化，人格阴性，意志缺乏，因而人必须重造。“人的重造”目标是人性的健康与人格的健美，在根本意义上是要使人的生命存在从晦暗走向澄明，而用“经典”输入一种美与爱的抽象观念并在回归自然中实现人的本真存在是其可能性途径。　　“社会的重造”中的“社会”—指大中国社会，二指小湘西社会。它是针对现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不合理性而提出的，其目标是具有合理性的现代社会。国家现状的腐烂决定了它要重造，其目标是民主的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的重造”中的“民族”既指中华民族同时也指湘西少数民族，“民族的重造”主要是民族品德的重造。“地方的重造”则是在湘西“乐园”渐失的现实情形下希望湘西年轻人在未来重建“乐园”。　　“经典的重造”中的“经典”指的是文艺作品，因而“经典的重造”指的就是“文艺的重造”。存在于文艺作品、文艺运动与文艺家态度中的问题决定了“经典的重造”的必要性。“经典的重造”就是要创作出能真正担当起种种“重造”功能的文艺作品。其具体方案表现为“经典的重造”以“文学者态度的重造”为前提，而后者又必须借助“文学运动的重造”来实现。　　沈从文关于“重造者”的思想是“重造”思想家族的另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特定的“这一个”重造者，他对于自我生命的重造也应视为这一思想家族的逻辑构成，它是沈从文的重造之思内指于自我的结果。沈从文认为，“重造者”必须是有个体思想与精神信仰、有庄严与虔诚的态度、有朴素坚韧与忍受孤独品格的人文知识分子。以生命中的一些典型事件为标志，沈从文共有四次自我生命的重造，前三次自觉自愿后一次自觉而不自愿，它们体现了沈从文对自我生命存在如何可能的叩问及其强大的生命意志。　　从整体来看，沈从文“重造”思想的策略特征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其精神特征则首先表现为他者关怀与自我关怀、现实关怀与人类远景关怀的统一。其次是个体乐观主义和自由主义。“重造”思想的结构特征表现为在思想家族成员内部或成员之间这两个不同的层面上有一个“张力结构”。它使沈从文获得了一种相对自如的立场并成为了现代性追求中的反思者。“张力结构”的存在固然与“现代性”自身的张力有关，但主要取决于沈从文的区域背景、苗族血统与“乡下人”的自我认同。　　“重造”思想是自我定位于“乡下人”的沈从文在面对中国现实多种问题时的一种个体设计。它体现了沈从文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的思想人格，也丰富了当时的精神生态，更显现了沈从文自觉的生命孤独意识与悲剧意识。沈从文是一个用生命投入思想的诗人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