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东道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放大FDI的溢出效应，推动FDI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这些条件包括完善的基础设施、健全的法律制度环境、人力资本和知识结构等。但是，这些研究都普遍忽视了金融发展对于FDI溢出效应的重要作用。直到本世纪初，部分FDI文献才开始关注金融发展，但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还存在不少有待改进的地方。基于进一步发展FDI和经济增长理论的需要，本文在理论和实证上进一步分析了东道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对FDI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并以转轨时期的中国为样本，深入探讨了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引入FDI的溢出效应之间的相互影响。 基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本文首先探讨了金融发展影响FDl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指出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实际上是通过资本这一载体，改变了FDI企业的经营行为和经营策略，继而通过FDI溢出的作用渠道，改变了东道国企业的经营行为和经营策略，从而使东道国的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发生重要改变。随后本文构建了“F-F”’模型作为理论分析框架，运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阐述金融发展对FDI溢出的影响，并以转型时期的中国为样本，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FDI溢出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转轨时期中国金融发展对FDI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确实存在，而且金融发展程度越高，FDI正面溢出效应越大，东道国经济增长率将因此而提高。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如果要放大FDI的溢出效应，不能仅仅局限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法律政治制度环境等方面采取相关措施，还应当重视国内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健全。 基于理论和实证的分析，本文指出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为了更好地发挥FDI的积极作用，必须加快我国的金融发展，贯彻落实金融发展战略，引导中国金融体系走向“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道路。本文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区域金融的协调发展，使金融承担起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资源配置职能，将最优的系列均衡制度安排推向一个效率更高的经济增长轨迹，实现新的历史条件下金融深化与FDI引入的制度耦合，最终完成中国经济转轨的渐进改革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