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我们日常所做出的各种知识归因,知识论者希望通过提出一种理论,既可以对这些现象做出解释,又能够保证我们日常大部分的知识归因都为真。为此,传统的理论为知识的归因设立了一个固定的标准。对这一标准的描述,不同的知识理论具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它们都坚持两个原则:1)“知道”所包含的知识归因的标准在所有语境中都是固定;2)S是否满足“知道p”,完全是由S关于p的认知地位所决定的。在这里,“认知地位”是指认知主体在所有使信念为真的方面所处的地位。但是,怀疑论者否认上述努力能够成功。通过彩票问题,怀疑论者试图表明,只有当不会中奖的概率等于1时,我们才能够知道彩票命题。因此,我们日常关于知识归因的宣称几乎全都为假。为了捍卫我们的日常知识,知识归因理论走向了语境主义。语境主义主张“S知道p”在不同的语境中表达了不同的知识归因标准。“知道”这个词在语义上具有语境敏感性。通过区分怀疑论语境和日常语境,语境主义一方面承认我们在怀疑论语境中没有任何的知识,另一方面又允许我们大部分的知识归因能够满足日常语境中较为宽松的标准。然而,语境主义的这一主张并不能真正实现。我们在日常语言中关于“知道”的用法和其它的语境敏感词似乎并不相似。并且,无论是归因者的心理突显还是实际环境作为语境的转换机制都不能完全解释所有的知识归因现象。鉴于语境主义的上述困境,对知识归因的研究开始转向传统认知以外的因素。部分哲学家根据我们在不同的实际环境中所做出的知识归因的不同,将决定知识归因的因素从理论理性拓展至实践理性。这种观点被称为反理智主义。反理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除了认知主体的认知地位以外,认知主体的实际环境也能够决定知识归因的真值。这是由于知道和行为之间存在着某种规范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应该作为知识概念的基本。反理智主义用实践理性对日常的知识归因进行解释,整体上比语境主义更加符合我们的直觉。不过,反理智主义对于知识和行为的本质关系并没有统一的刻画。霍森和斯坦利认为知识是能够作为行动理由的唯一认知状态。而范特和麦克格拉斯则主张,知识能够为信念、行为等任何实践活动进行辩护。他们将实践理性最终落实到辩护概念之上。根据我们关于理性行为的直觉,范特和麦克格拉斯的主张比前两者更加可信。此外,他们还用实践因素对可错论进行了定义。但是无论哪种理论都没有真正使知识的价值发生实践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