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同时值得警醒的是，这些伟大成就部分是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取得的，目前环境问题已经以雾霾、沙尘暴、全球变暖等形式开始威胁我们的生活。面对严峻的环境污染形势，我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才是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中央政府就具体类别的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的综合管理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同时明确要求地方政府针对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在不同地区和行业实施有差别的环境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在我国多层级的政府框架下，中央政府主要负责环境政策的制定，地方政府则负责具体实施和监管，因此地方政府的执法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偏好一致性。结合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来看，不同层级的政府并未都能严格执行中央的环境政策，严重影响了不同地区管辖下的企业进行环保投资的积极性。因此，从政府层级距离的角度探讨能更充分地认识企业的环保投资行为。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本文以企业的终极控制人为切入点研究了政府层级距离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经济发展和政府行为两大外部机制的调节作用，分析了地区经济发展和省级环保投资对于两者关系的影响。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2012-2016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结果如下：（1）政府层级距离与企业环保投资显著负相关。（2）政府层级距离与企业环保投资的负相关关系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时更显著。（3）政府层级距离与企业环保投资的负相关关系在省级环保投资规模小时更显著。企业的环保投资主要是政府环境管制下的被动投资，地方政府的不充分监管降低了企业环保投资的积极性，环境政策未能充分发挥效用。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有：（1）将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纳入考虑，从而理清了不同层级政府在环境政策中的不同角色，以一种新的研究视角研究了不同层级政府对于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2）通过企业性质类别追溯终极控制人所处的控制层级，将国企和非国企纳入统一的衡量模型中进行实证研究。区别于先前研究中仅从产权性质考虑，将国企和非国企的层级均具体细分，补充了当前国内研究在此方面存在不足的现状。（3）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和政府行为对政府层级距离与企业环保投资的外部调节效应，将地区经济发展和省级环保投资的影响结合考虑，为后续研究企业环保投资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