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平安夜，英国当代最伟大的戏剧家、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哈罗德·品特(1930-2008)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戏剧生涯中，从1957年的《房间》到2000年的《庆祝》，他共创作了二十九部戏剧，几乎获得了一个戏剧家所能得到的全部殊荣。他的戏剧作品按照主题的不同可以划分成三个创作阶段，即“威胁喜剧”、记忆剧及政治剧三个阶段。品特在这三个时期所侧重的主题并不相同：前期的创作中并不涉及政治，他甚至公开表示厌烦强加在戏剧情节中的政治成分。这和与他同一时期的剧作家很不合拍。当时最受观众追捧的是那些描写二战后人类和社会现实的作家，如《愤怒的回顾》的作者约翰·奥斯本及一些撰写社会问题剧的作家。虽然和当时的人们一样，品特也经受了二战的洗礼，但他没有加入这些作家的行列。尽管受到了太多的非议，但品特毅然决然。品特中期的创作更加内向化，其戏剧作品直指人的内心、生活的本质，讨论的是人与人、亲人与亲人、爱人与爱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品特后期的作品却将视角完完全全转向了政治。他建立了营救作家于危难的协会、反对撒切尔、反对海湾战争、反对美国称霸、反对伊拉克战争……这个时期品特及其戏剧作品中不再对政治沉默。　　 纵观品特的创作生涯似乎让人摸不清头脑，甚至还可能产生疑问：品特三个创作阶段的主题怎么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难道是因为创作的枯竭才有所转向的吗?为什么从创作之初品特没有追逐时代的浪潮反而要独树一帜?为什么他的主题变换得突然，但每个时期当中的主题却又相关紧凑?这三个时期当中有没有什么是一层不变的?品特在写作当中有着怎样的创作意识和倾向?是不是这个创作意识始终贯穿品特的所有作品?而是不是这个创作意识引领着品特实现了主题的一再变化?这些变化当中有着什么样的规律、呈现出怎样的态势?这个创作意识能否解释得了品特三个时期的转变?　　 这就是本论文要解决的问题。在品特及其作品研究中，很少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更少人对进行相关考察研究。其中的原因多半是因为作家角色的边缘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文学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文本分析上，认为“作者死了”，文本才是根本。就品特研究而言，更多的研究者将视线投向了对其剧本特色以及语言特色的研究上，却没有一个对品特创作意识的整体把握。然而无可厚非的是，上一段提到的问题确属文学研究的范围。如果研究成功并得到相应的结论，不但在学术上完善了品特研究，扩大其研究维度，更为今后的品特研究提供更坚实的前提和基础。而如果单单通过文本分析的方式是没有办法得到相对客观满意的答案的。为了全面客观地回答上边的问题，研究的重点应当放在作家以及作家与作品关系上。本文将实证分析和文本解读结合起来，在研究作家的同时研究文本以及作家同文本创作的关系，目的是得出作家的内在创作意识。　　 本文有两大主体部分。第一大部分是对品特创作意识形成的探讨。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在其创作意识形成的过程中必然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在所有影响中，先贤的影响不可不探讨。对品特作品全面而深入的阅读和分析可以得出戏剧家贝克特和小说家卡夫卡对品特创作意识的形成产生深刻而深远的影响。另外，虽然品特对伟大的莎翁剧持有肯定的态度，但对莎翁创作的出发点--全知全能的作家角色产生了质疑。从这个意义上讲，品特虽然受到了前辈的影响，但同时在创作方面也有着自己独到的原则。第二大部分以创作时期为划分标准，分别对其各个时期的创作意识内涵、形成过程、在作品中的表现及价值进行分析和探讨。品特早期的创作之所以没有加入到社会主流戏剧中是因为其对艺术本真的追求。中期的创作更大程度上与品特自身的生活经验有关。他经历了事业的成功、婚姻的失败、前妻的离世、儿子的疏离……这一切不得不让品特细细思考生活的本真在哪里。品特后期的创作更加体现了品特对社会的关注。事实上，贯穿品特创作始终的是一个对本真不渝的追求。所以，当品特把自身的视角扩大到世界公民的视角上时，政治成为了他创作和生活的中心。这两大部分的分析能够充分回答之前提出的问题。品特的创作意识中一个整体的把握即其对本真的追求。而艺术无非就是对真善美的解读。品特因其在对本真的不渝追求中彰显了伟大的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