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不仅蕴含着丰富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而且开创了文献学史上的许多先例,深刻地影响到后代史籍的编纂,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学价值。首先,《史记》的文献理念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文献”视野,其先秦文献主要着眼于六经和诸子百家等图书典籍,秦及汉初则主要是真实的皇家档案,不论是包括出土文献、金石刻辞、文化遗址在内的文物文献,还是由先贤证言、民歌童谣、谚语俗语等构成的口传文献,均被纳入文献范畴,展现了《史记》匠心独运的宏大视野。其次,《史记》的辨伪学成就主要集中在辨别伪说上,对于不同的文献分别采取了资料考辨和实地查访的方式,确立了“考信于六艺”、“择其言尤雅者”、“不离古文者近是”、“多闻阙疑”等原则。再次,《史记》具有一定的目录学价值,它对人物传记的分类思想影响了《七略》的分类方法和后来序录体目录的形制,有些篇目还对儒家、道家、史家等学术源流进行了考辨,而《自序》一篇则确立了一书目录的体制,显然具有目录学上的发凡意义。再其次,《史记》的书体价值最为显著,它首创了以纪传体为轴心的综合体裁,在充分发挥以人纪事之长的同时,又成功地熔铸了编年、国别等书体的优点,为后代正史的编纂树立了典范。最后,《史记》还具有相当的文体价值,它不仅奠定了传记体、史论体和序体的形制,丰富发展了文体种类,而且成功地荟萃了原有的多种文体,对于研究汉初以前我国文体的发展状况具有标本意义,书中所蕴含的发奋求实精神、多样娴熟的手法、跌宕起伏的故事,深刻地影响了后来散文、小说、戏剧等文体的发展。《史记》上承孔子整理六经,下启刘向、刘歆父子校雠群书,其文献学上承前启后的多方面贡献,打造了我国文献学史上的不朽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