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在曹禺的创作中具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标志着曹禺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许多研究者把《北京人》看作是《雷雨》主题的继续和发展,是对中国旧家庭的又一次抨击。在作品中,一方面,作家通过对于传统的封建家庭制度、封建婚姻制度、士大夫文化的抨击和批判,高扬着反传统的旗帜。同时,在对传统进行批判之后,作家也并没有陷入悲观的绝境,而祭出了“原始向往”和道德力量的旗帜。而另一方面,作家又不知不觉地呈现出向传统回归的倾向。对于传统的回归体现在作家在不自觉间流露出的对传统生活的向往、对传统人物的理解与同情以及对于传统女性审美观的赞赏。因此,即便是被称作“对传统全面反叛和否定”的剧作《北京人》,也仍然客观地表现出作家心理的双重性,即传统与反传统的并存。这种传统与反传统的矛盾对并没有使作品的艺术退步,却恰恰成为优势,它把一个丰富复杂的自我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展现着包括作家理性与情感的种种矛盾,这在无形中增加了作品的艺术张力。从作家的全部剧作来看,《北京人》中传统与反传统的并存也架起了一座过渡的桥梁,它隐含了作家以后创作的基本走向,它的出现使作家后来的再次转向不再突兀。本文论述了《北京人》所表现的反传统与传统的并存,并结合作家的童年经历、学习经历及婚姻经历等,进一步剖析了之所以产生双重性的内因。在此基础上,简述了曹禺全部剧作在反传统传统上做出的贡献以及这种双重性一定程度上对作家的人生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