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承清代前期余续,学术界对于古文经学的关注愈演愈烈,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力。洪亮吉、孙星衍等金石小学家为研究经史而广泛接触金石碑版、《说文》等与篆书相关文献资料,对于篆字的书写亦愈频繁,逐渐成为治学之余的兴趣所在,并形成了学术活动影响下的篆书艺术观念:承清初王澍取法“二李”;重视字法的正误、作篆合于六书;兼及钟鼎彝器铭文的书写,此时的作篆观念更重于“学”。邓石如不同于学者们因治经而习篆,用学术活动来提升对于篆字的学养,而是注重碑版的直观感受来临习,创作出“二李”风格之外的篆书。当他被常州一带文人,如张惠言、李兆洛等接受并推崇时,说明了当时的篆书艺术观念已然发生了转变:从标榜“二李”名家过渡到从名家之外的碑版取法;书写工具的选择倾向发生了转变;作篆关注点亦从“篆法”的规范到兼及“笔法”的创新。这一转变对于篆书的复兴是一个较为重要的现象。以文学流派“阳湖派”来探讨书法在清中期发展的现象,其特殊性在于这一流派中的文人,洪亮吉、孙星衍、张惠言等都是清中期具有代表性的习篆者,是全国性的经学家。同时洪亮吉、孙星衍又代表了清中期精研古文经学的金石小学家群体;张惠言、李兆洛代表了常州地区今文经学肇兴背景下接受并推崇邓石如的主要群体。他们所代表的群体呈现的不同篆书艺术观念,体现了先后的转变,串联起了清中期篆书艺术观念发展的脉络。这种转变与清中期古今文经学并存的学术环境、习篆者对篆书“古法”的认知以及“碑学”由学术衍及书法艺术的发展必然有着非常紧密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