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进步,成就卓越,但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却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对此,党中央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通过环境规制来发挥绿色发展的导向作用。环境规制作为防止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可以对企业生产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激励其研发新的绿色技术;但另一方面,规制所引起的企业成本的增加,也会削弱企业的研发动力。因此,在环境规制正负双重作用下,如何最大限度发挥创新激励作用,对于实现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协调发展的局面,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理论部分中,本文首先系统地介绍了环境规制和绿色经济效率的相关概念及国内外的理论观点,然后就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的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并做出简要评述,最后,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发展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个层面,对其进行机理分析。在实证部分中,本文以一个空间视角,利用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9-2018年的统计数据,分别从整体与分区域两个层面,来探究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作用,并对结果作深入的成因分析。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9-2018年的统计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别从整体和分区域两个层面,来探究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作用,并对结果作深入的成因分析。本文研究结论如下:第一,近年来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整体绿色经济效率呈上升趋势,且空间非平衡性有所改善;第二,目前,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效率呈低值集聚状态,且地区差距较大;第三,在推动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方面,环境规制表现出积极的本地及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影响在不同地区略有不同,其中,下游地区要优于中上游地区,沿江地区要优于非沿江地区。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尝试提出相关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