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析了约翰.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在诠释意识形态，塑造人物主观性 及揭示主题方面对各种后现代叙述技巧的运用。另外也从篇章文体学的角度，运用斯伯博和韦尔森的语言学理论分析了叙述者使读者从启发式的语言模式转换到推论式的语言模式这一过程。福尔斯的小说并不遵照现实主义的原则，而是在放弃表现现实，关注美学自觉方面更倾向于后现代主义。小说邀请读者验证、比较、对照现实主义维多利亚的叙事标准与多重文本的平行发展中所体现的后现代叙述技巧的不同之处。论文举例说明了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是如何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的。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历史像叙事一样陈述，叙事像历史一样展开。历史和叙述的交互作用打破了两者的界限并使之互相包容，突现了小说的意识形态。历史的叙述解构了传统的叙述。因此也解构了传统的主观性的概念。《法国中尉的女人》既使用了描述性语言又使用了阐释性语言，但它并不象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具有再现性，而是倾向于隐喻性。从一开始作者就使用了高度隐喻性的语言，是为了使读者对文本进行启发式的阅读。但是在文本的最后，启发式的阅读从内部被解构，读者被迫采用推论式的阅读方式。因为斯伯博和韦尔森的认知解释理论承认读者在阅读中的活跃作用，它为进一步探索作者、文本、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工具。传统的观点认为作者与文本之间是等级和独裁的关系。作者赋予文本的存在，是文本的所有者。《法国中尉的女人》突现了作者的模糊性、复调性和不确定。福尔斯在他的小说中强调了作者与叙述者的分离。实际上作者和读者共同参与了文本许多层面的构建。互文性强调了读者的作用，是使叙述摆脱作者的控制的一种方式。读者和文本的相互作用取代了作者赋予文本的单一含义。在这本小说中福尔斯的知觉叙述暗示了领域、男性与女性的差异、精英与民众的区别、自由和时间等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