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国“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来应对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降低的问题。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对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作为生育决策承担的主体,女性群体的教育、就业及健康状况等在生育政策发生变化后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女性人力资本的积累亦会因此受到影响。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女性人力资本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影响经济增长。本文梳理国内外人力资本理论相关文献发现性别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些研究多为定性研究且大多聚焦于其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较少在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探讨女性人力资本的作用。研究选取生育政策变迁作为切入点对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为促进性别平等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以期提高女性群体的关注并服务决策。本文梳理了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历程,回顾了女性人力资本的发展历程,厘清了我国生育政策变迁的相关背景。首先,本文将我国生育政策变迁分为管控宽松(1952-1980)和管控严格时期(1981-2015),分别建立VAR模型展开实证分析,发现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师生比之和衡量的女性教育人力资本在管控严格时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同时还发现以女性总体死亡率衡量的健康人力资本,在管控宽松时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其次,本文将管控宽松时期又分为初步探索(1952-1969)和广义计划生育政策两个时期(1970-1979),管控严格时期分为独生子女(1980-2013)以及二孩两个时期(2013至今)。除二孩时期之外,本文对其余三个时期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研究发现结论与上文保持一致,这进一步印证了上文VAR分析的结果。最后,本文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法对管控严格时期终生收入法衡量的女性人力资本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的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弹性更大,中部次之,东部弹性最小。本文虽然本文对女性人力资本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仍不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采用线性插值法对缺失年份数据进行处理但不够精确;再比如较少考虑女性人力资本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别,以期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继续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