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媒体时代,我国新闻传播活动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民众接收信息的速度更快、内容更丰富,另一方面传受主体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新的矛盾和冲突不断,为了抢占信息资源,我国新闻从业者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对内我国面临着新技术带来的伦理冲突,如算法推荐技术带来的“信息茧房”效应、大数据技术应用带来的隐私权侵犯、机器人写作带来的权责归属问题等;对外我国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不同意识形态不断渗入、经济摩擦的不确定性增加、国际合作的形式和变数增多等。新闻从业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要求更高的职业素养,新闻伦理规约是媒体行业在日常行为中形成的自律规范,这其中包含着公众对该行业的他律约束,强调的是“应当如何”的观念。若没有一个顺应时代的新闻伦理规约来规范新闻从业者的行为,就会出现新闻道德不断下滑的风险。除南极洲以外,目前全球各大洲都制定了各国的新闻伦理规约,以此来监督和规范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行为。从我国新闻伦理规约来看,一方面,除地方各媒体机构特有的行为规范外,通用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体现的“共识”,本质是代议制的、形式的共识,这种共识的象征意义大于普遍意义,其发挥的实际效度十分有限。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学者对伦理规约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技术、教育和商业领域,对新闻伦理规约的研究不足,且对其研究多集中于对现行伦理规约具体细则的评价方面,无法真正解决产生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为了继续完善并建构出实际有效的新闻伦理规约,必须要立足实践,同时吸取历史的成功经验,才能避免伦理规约的形式化。因此,本文以新闻伦理规约的建构为研究视角,试图对伦理规约的形成过程与效果问题进行分析。通过文献研究、深度访谈、自然观察、问卷调查等方法,以应用伦理学为主要的理论基础,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来探讨我国和其他代表国家新闻伦理建设的历史演进过程,并对我国新闻工作者在当下新时期所面临的矛盾冲突进行分析,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试图从中探索出伦理规约建构的规律,为提高新闻伦理规约的有效性奠定基础。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媒体反思自我的社会角色与责任,强调自律,而且要依靠政府、公众之间的监督来维护新闻伦理,强调他律。这样才能为新闻工作者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和冲突提供有效的解决方向,才能更好地规范新闻传播活动,提高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