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由于国际经贸往来飞速增长,当事人越来越注重于争端解决的效率和成本,传统的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方式:诉讼与仲裁,已经无法完全满足现代当事人的需求。调解作为可以发挥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争端解决方式,往往能比传统手段有更高的争议解决效率,常见于在国际商事交往中当事人之间。然而,在国际法领域,与国际商事调解相关的规定并不丰富,特别是对于国际商事调解的关键步骤:和解协议的承认与执行。所以,UNCITRAL在2018年七月,以《纽约公约》、《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为鉴,推出了《新加坡公约》,为和解协议的承认与执行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法律框架。中国已于2019年8月7日作为首批缔约国签署加入《新加坡公约》,在提升国际商事调解在中国的保障中迈出重要一步。本文基于公约文本,对《新加坡公约》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法律框架进行梳理、分析,为当事人选择在公约缔约国执行和解协议指明方向、阐述风险,最后为我国在加入公约后如何推进商事调解职业化、建立国际化商事调解机构和增修法律提出建议。全文为三万八千字左右,除去引言、结语分为四个部分。本文第一章为概述,首先介绍最近几年ADR的飞速发展,国际商事调解作为国际间ADR的主要手段,具有其他争议解决手段不具备的优势。之后对国际商事调解的概念进行界定,主要介绍国际商事调解定义、表现形式和特点,以及文章写作背景、新加坡公约的诞生的过程和我国加入公约的必然性。本文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公约下缔约国对和解协议的审查制度,第一节对公约的核心条款适用范围条款进行解读,分析了哪一类和解协议是符合公约要求,缔约国应该审查通过的和解协议。接下来对于介绍了不属于公约适用范围的协议及对公约的审查机制进行了简要的评价,表达了对审查机制中规则的一些疑虑。论述了《新加坡公约》是在商事争端解决领域旨在帮助和解协议快速通过缔约国审查的公约。本文第三章聚焦《新加坡公约》的执行机制。缔约国在公约下享有的权利,比如说拒绝准予救济的权利和保留的权利。同时,《新加坡公约》对和解协议的执行制度,还存在着许多理论上的缺漏,成为未来实施公约的隐患,而且公约未对调解员资质的问题进行规定,各国的调解员行业标准各不相同,不规范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可能成为漏网之鱼。本文第四章提出《新加坡公约》下我国构建商事和解协议执行制度的建议,中国作为公约的首批缔约国,尚未完善与公约的配套措施,现行立法存在诸多不完善,甚至与公约规定相冲突的内容。建议我国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事调解法》,专门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和商事调解的保密性进行规定。规范调解主体,提升调解员的专业认证性,建设具有国际权威性的国际商事调解机构和国际商事调解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