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律师核实证据制度是我国在加强辩护权保障方面作出的重要规定,不仅有利于辩护律师在控方证据中找寻存在的瑕疵、疑点、矛盾点,发现被人为筛选、隐匿甚至伪造的部分证据,进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为被追诉人提供最好的辩护,同时这一个过程也是被追诉人庭前知悉案件证据的重要途径。但由于立法的粗疏,法律解释的缺位,致使核实证据制度实践运行不畅。故本文在梳理核实证据理论争议的基础上,解读现行立法规定并结合实践运行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索核实证据制度的完善路径。本文除引言、结语、参考文献、致谢外,共有四部分,共3万余字。第一部分梳理了辩护律师核实证据的现有理论争议。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核实证据的权属之争。首先,在核实证据的权利主体上存在两种学说,即“法定权利说”认为辩护律师是核实证据的权利主体,而“派生权利说”主张核实证据权应属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利之一;其次,在核实证据权是否等于认可了被追诉人阅卷权上呈现出正反两大阵营。二是核实证据的范围之争。首先,对“有关证据”的含义进行解读,存在四种学理解释,即“全案证据说”“有疑问证据说”“实物证据说”“有罪实物证据说”;其次,梳理了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以及同案犯口供能否核实的理论争议。三是核实证据的方式之争。首先,在能否通过交付阅览式核实证据这一问题上存在正反两种观点;其次,梳理了证据类型对核实方式的影响。第二部分以立法文本为基础,解读“核实证据”的法律规定并予以评析。首先从核实证据权的立法背景出发,分析论证了核实证据的目的,一是确定证据材料的可靠性,二是更好地准备辩护。其次,指出现行法律规定仅赋予辩护律师核实证据的权利存在忽略了被追诉人的辩护主体地位,并且存在违反法律平等原则等不合理之处。再次,“有关证据”是指与案件有关涉、有必要的所有证据,但这样的规定存在表述不明且易造成不良影响等问题。再再次,在核实证据的方式上,认为立法者并未限定核实方式,辩护律师同被追诉人核实证据时可以灵活选用,但有必要限制未在押的被追诉人核实证据的方式。最后,在核实证据的阶段上,认为立法者规定的审查起诉阶段具有合理性,但忽略了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具有核实证据的正当需求和必要性。第三部分考察核实证据的实践状况。实践中辩护律师基本上均会就案件证据同被追诉人核实,主要是核实实物证据、鉴定意见,对言词证据的核实存在较多顾虑,案件类型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核实范围。在核实方式上,“提问式”“概括告知式”较为常用,且检察机关也较为认可。部分看守所关于律师会见的规定严重限缩了律师权利。另外,辩护律师核实证据面临着纪律风险、刑事责任风险。第四部分对完善核实证据制度提出建议。首先树立应有的理念:第一,树立保障与规范并重理念;第二,贯彻全面的控辩平等对抗理念;第三,坚持被追诉人辩护主体地位理念。其次,完善立法规定:第一,维护被追诉人主体地位,赋予核实证据权;第二,制定负面清单,明确核实范围;第三,区分被追诉人状态,规范核实证据方式;第四,赋予侦查阶段辩方证据的核实权。最后,完善配套措施:第一,降低执业风险,维护执业环境;第二,明确协助义务,设定违法责任;第三,维护法律平等,建立无律师辩护的被追诉人有限阅卷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