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行为是一种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活动各个方面的一种市场行动。由于其自身独特的反生产性和外部不经济性，会带来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并损害市场经济竞争体制乃至社会政治体制。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而如何准确的计算垄断寻租行为所带来的社会成本，以及如何有效的减少垄断寻租行为所带来的社会浪费也一直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本文首先结合寻租成本的几个主要影响因素对几种常见的产业垄断寻租成本计算模型进行了分析和介绍，主要包括四种，即作为寻租成本计算模型基石的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模型、使模型的数学计算产生了质的飞跃的波斯纳(Richard Posner)数学模型、爱德蒙·曼特尔(Edmund H．Mantel)的波斯纳优化模型和引入全新角度的吉尔·爱普斯特恩(Gil S.Epstein)和施穆尔·尼赞(Shmuel Nitzan)二人的消费者抵制垄断寻租行为成本模型。 其次，本文以手机市场为例，分别对产业发展中的两个阶段进行了现实案例的探讨和数学模型的应用。第一阶段是通过对手机产业发展中的牌照制度时代进行相应的案例数学分析和社会福利分析，判断其垄断寻租行为产生的成本大小。由于产业准入的行政障碍较高，而且外资品牌在这—阶段占据很强的技术优势，所以此时的产业垄断寻租成本较高，对应的社会福利损失也较大，这一状况直到手机产业的技术壁垒被打破才有所好转。第二阶段是对手机产业发展中的备案制制度阶段加以相关分析讨论，并试图通过在整个产业的发展进程中垄断寻租成本的演变分析，找出使得产业垄断寻租行为社会成本有效降低的措施。研究结果显示，降低产业准入的行政壁垒可以有效的刺激产业竞争，进而降低垄断寻租的社会成本。 最后，以上述现实案例的分析为基础，明确垄断寻租行为可能对社会各方面造成的危害，对如何减少各种寻租行为、增大社会福利提出制度上的可操作性建议。案例分析表明，加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提高市场化程度以及降低产业的行政准入障碍、鼓励技术创新等措施都可以有效的降低垄断寻租成本并进而减少其带来的社会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