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作为能够感知痛苦与快乐的生命体,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态文明观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意识到动物本身的特殊性和多重价值。受此影响,有关动物保护的理论也得以迅速发展,并逐步由伦理道德领域向法学领域逐渐延伸。我国有关动物保护相关立法起步较晚,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相较于其他西方国家动物保护立法还有所不足。通过梳理我国动物保护相关立法和法学,我国长期将动物保护立法工作重心置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之上,而忽视其他动物的保护,导致我国动物保护立法尚未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且位阶偏低,范围狭窄,保护力度不足,亦制约了我国疫病防治的发展。因而针对动物保护立法现状,我国必须进行有效调整,找寻行之有效的立法进路。完善我国动物保护法律体系,首先应当明确动物的法律地位。近年来,理论界形成一种将动物视为权利主体的理论。但结合我国国情,将动物视为法律主体过于激进,其所蕴涵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并不适应我国当前的法律结构。与此同时,将动物作为普通财产予以保护,在实践中则充分暴露出其于动物保护力度之不足。为契合生态伦理的发展趋向,同时为我国当下动物保护确立可行的立法方向和目标,应将动物“特殊物”法律地位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并使其贯穿于我国动物保护法律体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相关动物保护立法。此外,针对当前较为紧迫的伴侣动物、实验动物、农场动物保护问题,应当优先推行专门性的保护法,最终适时出台一部综合性的《动物保护法》,以形成我国完善的动物保护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