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作为一种“真实性话语”在东西方社会各时代中呈现出不同的话语形式。本文通过对直言内涵、直言主客体以及直言目的三个维度的综合分析,能够描绘出具有一定普适性的直言模型。“真实、责任与风险”决定了直言的本质;“勇气与风险”并存的主客体关系影响着直言发生的条件和产生的效果;对“善”的追求则是直言的最终目的——即直言发生效用并向积极方向发展。一般性直言有其独特的内在特点,同时它也会被外在语境因素塑造。以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为主题的现代社会中,直言会结合语境因素,衍生出新的解释性话语。在坚守直言的本质属性外,现代直言涵盖了新的场域、内容、直言参与者和效用影响因素。值得一提的是,在现代直言的主客体之外,有了新的参与主体,即直言观众。这一主体的增加能够给予直言的实践效用一种客观评价,促使直言转变为贴近每一个人的真实话语,进而被大众广泛接受。治理既是社会稳定的运行机制,也是连接全球化的桥梁。它既是良好社会的目标,也是完善社会制度的活动。广义上的现代治理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现代性治理;一层是治理现代化。现代性是时代特征,而现代化则是获得特征的动态过程。因此,现代性治理指向社会形态与行为模式,而治理现代化则指向治理能力与治理方案。在现代性治理的大环境下,以“善治”为目标的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转变”给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同时也由于自身的局限与内在的矛盾导致其陷入“多重隐忧”。物化致使工具理性至上的“风险社会”向视觉表象化为社会本体的“景观社会”过渡。在影像媒体充斥的“媒介时代”背后,现代治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抗升级为现实与景观、真实与伪真实的较量。面对这样的治理困境,直言能够以其运行机制建构出一种合理的治理路径,对破除物化,消解景观社会起到重要作用。本文从直言话语模式展开思考,但却不止于话语,进而分析政治与实践领域。因此,现代直言的探讨不仅赋予了直言新的话语内涵,也描述了一种高效的治理模式。通过对直言的现实性建构,关心现代治理中的矛盾与难题;并试图提出一种治理逻辑,以此破解现代治理中的物化与伪象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