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基于文献研究分析总结中医有关“湿热相火”理论的源流、发展演变及临床应用相关内容，结合中医关于肝纤维化的理论阐述，探讨“湿热相火”治疗肝纤维化的理论基础；基于中医传承辅助系统，收集导师郝建梅主任医师应用“湿热相火”理论治疗肝纤维化的处方，分析探讨导师应用“湿热相火”治疗肝纤维化的临证经验和组方用药规律，为研究继承导师学术经验、临证辨治肝纤维化提供借鉴。
　　方法：搜集、研读历代医家对于“湿热相火”理论的认识，整理有关“湿热相火”的源流、发展演变的相关论述；搜集整理中医对肝纤维化病名、病因病机相关论述，探讨“湿热相火”理论在肝纤维化治疗中的应用。结合肝纤维化证型描述，采用计算机检索的方法，对2008年-2018年有关中医辨治肝纤维化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量化后进行频数统计分析，得出肝纤维化的证型频数分布情况，进一步探讨“湿热相火”与肝纤维化的关系；收集2017年10月-2018年12月在导师门诊诊断为肝纤维化并按“湿热相火”理论治疗的病例处方，采集病人临床信息，运用中医传承辅助系统软件（V2.5）的频数分析、关联规则分析、复杂系统熵聚类分析、无监督熵层次聚类分析等功能进行数据分析，进而总结出导师应用“湿热相火”理论治疗肝纤维化的组方用药规律，并探索、发现新的相关处方，为研究和继承导师学术经验提供借鉴，为临床新药研发奠定基础。
　　结果:“湿热相火”理论渊源流长。“相火”一词最早载于《内经》，之后由南宋陈言将其引入人体，至金元时期“相火理论”逐渐形成，“湿热相火”也由此产生。元代朱丹溪首倡“相火学说”，并十分重“湿热相火”对人体的影响,提出了针对“湿热相火”妄动的治法方药。明清时期，薛雪、叶天士、吴瑭等从温病的发病学角度阐释了“湿热”对温病的重要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疗理论。近代医家孔伯华更提出了“肝热脾湿”的病机理论，并提出“湿热两相并举，随证变通”的治疗原则。杨震教授发展了朱丹溪“相火学说”，在实践中形成了以“六型相火”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并认为“湿热相火”在现今时空条件下，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针对湿热相火妄动的治疗，他指出既要分清湿热轻重又要兼顾湿热，同时还要注意“通络”。导师在继承杨震教授“六型相火”学术思想同时，更加重视“湿热相火”理论在肝纤维化发病中的作用，导师认为“湿热相火”理论的核心是“相火妄动”，关键是“湿热”，而“湿热”既是肝纤维化形成和加重的关键，也是肝纤维化治疗的重点。因而，“湿热相火”理论在治疗肝纤维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文献的肝纤维化证型频数统计结果发现，居于前8位的证型依次是肝胆湿热型（18.24%）、肝郁脾虚型（16.47%）、肝肾阴虚型（15.88%）、脾肾阳虚型（11.18%）、瘀血阻络型（8.82%）、气滞血瘀型（7.06%）、气阴两虚型（5.29%）、痰瘀互结型（4.12%），其中肝胆湿热型居首位，直接揭示了“湿热”与肝纤维化的密切关系，同时也间接表明了“湿热相火”理论与肝纤维化的关系；应用中医传承辅助系统软件，收集导师门诊应用湿热相火治疗肝纤维化的首诊处方95首，其中常用中药共127味，在药物四气上，寒、平、温性药物所占比分别约为43.09%，29.58%，18.79%，凉性药占8.53%；药味上，甘、苦、辛药物依次为33.10%、32.05%、25.56%；归经上，归肝、胃经的药物使用了700次，归脾经药物使用了584次，归肺经药物使用了407次，心经373次，胆经336次，肾经243次，膀胱173次，大肠经165次，小肠经85次。分析研究结果，导师应用湿热相火治疗肝纤维化所用药在药性上属寒、平、温性的较多，五味上多以甘、苦、辛为主，在药物归经上，以归肝、胃、脾经为主。治法多为芳香化浊、利湿清热、理气化瘀等。结合导师临床用药经验和以药物频次和药物关联规则分析为核心的显性经验分析：导师常用茯苓、佩兰、炒薏苡仁等组合化浊渗湿；茵陈、白茅根、板蓝根等组合清热利湿；醋郁金、青皮、炒桃仁等以理气化瘀；鸡内金、醋鳖甲以软坚畅气通络等。关键药物频次统计结果提示：导师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常选用茯苓、醋郁金、炒桃仁、茵陈、佩兰、炒薏苡仁、炒鸡内金、醋鳖甲、白茅根作为治疗“湿热相火”型肝纤维化的核心药物。进一步采用熵聚类法则的隐形经验分析得到导师应用“湿热相火”治疗肝纤维化的新的用药组合17个，新处方9个，这些新处方和药物组合将在临床中进一步验证。
　　结论：“湿热相火”理论发展至今，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将“湿热相火”理论应用于肝纤维化的治疗，既是对“湿热相火”理论的进一步深入挖掘，也为中医药治疗肝纤维化理论提供了补充和借鉴。具有深远的理论和临床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