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激励政策被认为是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者经营者起激励作用,从而使得其达到公司对其的既定要求,或者是使得其工作的目标与公司的远期目标一致,达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而怎样制定有效的高管薪酬激励政策是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探讨的问题,现有文献对这个议题的讨论是并不鲜见的。从其理论背景梳理出发,1976年Jensen和Meckling首次提出了代理成本理论引发了理论界对股权激励政策的激烈讨论。研究表明,股权激励政策使得经营者的财务风险与公司在股市上的股价紧密联系起来,从而使得经营者和公司股东之间的经营目标和远景计划更加一致。以此看来,股权激励机制就可以起到减小代理成本,降低经营者的道德风险。而在奖金最大化假说背景下,由于我国现在股权激励计划中行权激励条件绝大多数是和企业业绩联系的,在我国资本市场有效性不强的情况下经营者有动机借股权激励计划通过盈余管理来进行短期套利。继而,经验文献结果表示,这种理想化的股权激励机制在实际操作运用中同时会出现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其中包括了激发经营者通过操纵可操纵应计项目而达到获得更多利益。自我国开始股权分置改革后,一系列针对高管股权激励的规章制度出台,其中包括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试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由于这些条例颁布后,我国的股权激励计划实质更加贴近西方理论界的股权激励计划,条例规定经营者获得的股票和行使的股权可以在二级市场流通。这样的规定为经营者在股市实现其获得激励财富的条件,从而也为经营者利用股权激励计划进行短期套利行为形成了动机。在这些约束公司制定高管激励计划的条例出台后,以国有企业带头的上市公司纷纷积极制定相应的股权激励计划,但是激励工具形式比较单一,主要是股票期权。那么,在我国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增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负面效应呢?由于近年来公布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数量直线上升,近四年的实证数据也随之丰富。因此本文在验证了股权激励程度影响经营者行为的前提下,再一次对股权激励计划是否产生盈余管理进行检验。本文选取了除金融保险以及电力行业A股上市公司2007至2010年的数据进行研究,首先检验了股权激励程度是否会引起经营者产生更多的内部交易。结论显示,股权激励程度越高,经营者会卖出更多的股票或者行使更多的权益。而在这个结果前提下,本文引入哑变量——实际每股盈余是否仅仅达到分析师预测每股盈余平均水平。本文对全样本进行了分组,分为实际每股盈余与分析师预测每股盈余平均水平之差(盈余差额)为正或为负两组。在两组的分别检验中,得到结论,在盈余差额为负的小组中,股权激励程度越高,实际每股盈余会越偏离分析师预测每股盈余平均水平；而在盈余差额为正的小组却出现实际每股盈余更可能仅仅达到分析师预测平均水平。将两组数据对比后,得到结论,实际每股盈余是否仅仅达到分析师预测水平这一哑变量与经营者股权激励程度呈不对称地相关关系。从而,本文最终结论可得,(1)股权激励程度越高的经营者更可能卖出股票或者行使权益,由于经营者的财富水平与资本市场股价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使得经营者承担更多由股票市场变动而引起的风险,由此股权激励机制形成了经营者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2)对经营者实行更高程度的股权激励的情况下,在公司实际业绩不能达到分析师预测水平时,公司的业绩更可能偏离已包含理性盈余管理程度的分析师预测平均水平,即此时公司存在更多的盈余管理(3)对经营者实行更高程度的股权激励的情况下,在公司实际业绩能够超过分析师预测水平时,公司的业绩更可能契合分析师预测平均水平,即此时公司存在更多的盈余管理。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导论。就本文论题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在总结的基础上简要介绍,阐释了文章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简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结构,并提出了本文可能有的创新点。第二章,股权激励计划研究文献综述。本部分以股权激励计划的理论背景为依据,介绍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代理理论。在理论背景下,结合我国关于股权激励的制度变迁阐释了不同阶段的股权激励制度。然后进一步阐述国内外股权激励机制研究现状,总结了目前股权激励机制的后果,并就盈余管理研究进行了详细阐述。最后,本章还就综述情况总体作了简要的总结评价。第三章,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本章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假设的提出奠定理论基础,因此,本章对经营者短期套利的两个条件基础上,分析了股权激励计划对经营者行为影响和盈余管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两个阶段性假设。第四章,实证研究设计、假设检验及结果分析。本章从实证研究样本选择开始,对数据处理、模型选择、变量定义等实证准备阶段的问题作了介绍,在此基础上,分别对样本总体、按照实际盈余水平和分析师预测盈余水平差额正负所分两个小组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本章在最后部分,对所得各项实证结果及其原因做出了细致的分析。第五章,结论及政策建议。针对本文所得到的具体结论,分别从资本市场、经营者观念、激励工具多样化等方面提出政策性建议。而本文可能有的创新点有以下两点：一.与现有文献中不同,本文未使用与中国市场现状不能很好契合的琼斯模型对盈余管理进行衡量,而是使用一个哑变量——实际盈余是否刚好达到分析师预测平均水平来计量公司是否存在多余的盈余管理。二.本文改变单纯用持股比例衡量股权激励程度,引入Bergstresser和Philippon (2006)首次使用的对股权激励的计量模型。此模型用股价1%的变动所引起经营者所持有股权市值变动占总收益的百分比计量股权激励程度,改变了以往中国文献一味用经营者持股比例替代经营者股权激励程度,加强了研究的稳健性。然而笔者在撰写过程中仍然存在了一些难以完善的地方,主要包括：其一,鉴于我国文献研究盈余管理主要集中于使用修正Jones模型,本文缺乏和现有文献进行有效对比作用；其二,本文未对国有与非国有企业进行划分,而国有企业担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也会出现更多的高管薪酬问题,例如在职消费和职位升迁。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者经营者可能更加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企业的业绩,而会有更多考虑因素；其三,本文也并没有对不同激励工具进行分类总结,因为近年数据显示,我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大多采用股票期权这个激励工具,很少公司采用其他方式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