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仲裁为投资者和国家间投资争端提供了争议解决平台。常用的投资仲裁规则——ICSID公约及其仲裁规则、UNCITRAL仲裁规则、伊朗美国仲裁庭相关规则,均明确规定了争端方提出反请求的可能性和具体条件,主要包括仲裁庭管辖反请求的条件及要求反请求与原请求关联。但实践中,东道国反请求被判定符合相关仲裁规则要求的管辖条件并获得有利裁决的案例十分少见。在不多的涉及反请求的仲裁案例中,未获得仲裁庭管辖许可的比例高达30%。随着ISDS机制改革呼声愈发强烈,不少国家通过运用反请求以加强东道国在仲裁中的作用,但仲裁实践呈现出不亲和于反请求的管辖趋势以及仲裁规则模糊的反请求适用标准构成挑战。本文以东道国反请求遭遇的管辖障碍为研究主题,阐述了国际投资仲裁反请求规则概况、理论研究以及实践案例,逐一分析可能影响仲裁庭管辖反请求的要素。将东道国反请求管辖区分管辖权和可采性讨论,原因在于管辖权和可采性两个问题有本质区别,仲裁庭无须主动审查可采性,其基于可采性的裁决亦不受事后审查限制,也不影响案件重新起诉。判断管辖权的首要基础是双方对反请求的同意,这关乎仲裁庭的属人管辖权、对争端的事项管辖权。在双方没有明确表明同意的情形下,仲裁庭发展出了默示同意和推定同意的判定方式,这基于仲裁庭对管辖事项的决定权。此外,争端主体的同一性也影响同意之判定。国家与代理机关、投资者及其分属机构间的关系可能构成管辖权障碍,需仲裁庭利用相关机制解决。另外,争端事项管辖权中,缺失投资者义务严重阻碍仲裁庭管辖投资争端。在条约缺失投资者义务时,仲裁庭需通过其他来源探寻投资者义务以确定管辖权并继续审理。概言之,条约争端解决条款的用语对判定同意有重要影响。判断一要素属于管辖权或可采性问题,直接方法为看其是否与争端方同意相关。影响东道国反请求可采性的要素主要包括:投资及投资者行为之合法性、腐败问题、合同管辖权问题以及条约包含的其他程序设置,后者如用尽当地救济、等待期条款等。上述条款均需根据具体案情和事实断定是否具备可采性。目前关于反请求的条约新发展,内容主要包括条约对反请求的明确纳入、增加投资者义务相关规定两方面。这些变化主要出现在饱受投资仲裁巨额成本和赔偿之苦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协定中。就中国目前已签订的投资协定看,并没有明确反请求条款,但争端解决条款逐渐自由化。在未来的国际投资规制中,中国应逐渐重视上述两方面因素。虽然宽泛的争端解决条款对运用反请求有利,但也应警惕过度泛化带来的风险,因此可以设置相对灵活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兼顾反请求的适用空间和可控性。此外,对投资者义务缺失带来的风险应给予重视,可以在条约中采取概括式和非强制性的间接方式明确投资者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