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中国两千多年前谋臣策士谈辩游说的资料汇编,《战国策》以其论辩劝服“文辞之最”和“机变之巧”而备受争议。本文以非形式逻辑以及论辩理论为背景,同时结合传播学和说服学的相关理论,比较了《战国策》中论辩说服与传统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和语用论辩术的异同。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主要根据沃尔顿的对话类型理论,对《战国策》中的论辩说服类型加以梳理。第二章集中论述策文的辩证层面和修辞特征。《战国策》中大多数策文都是单主体的或者单向的、作为结果的论证1或论证2。由于民主意识和批判性精神的缺失以及对实践目的和主体智谋的强调,《战国策》的纵横策士的因人施辩不可避免地带有古典说服和修辞的单向性特征,而不是新修辞学意义下的主体间的双向互动行为。谋臣策士对自我智慧的自信和对被说服方智慧的轻视,与对被说服方主体特性的重视,共同构成了策文中纵横策士们处理主体间关系的矛盾两方面。第三章尝试以非形式逻辑论证评价方法分析《战国策》中回溯、归类、实践论证和涉及信息源的许多合情论证方式等,并对譬式推理与类比推理的性质、形式和推理强度作以比较。第四章从违反形式逻辑规则谬误、语言谬误和违反会话合作原则的谬误等角度对《战国策》中所出现的谬误形式及成因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