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新感觉派小说为代表的“躯体修辞”书写中,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的小说创作最为突出,他们整合并重建了关于女性躯体的象喻系统,以女性身体的他者叙事的方式,构造出特色独具的消费时代下两性生存空间。事实上,在文化与权力的合谋下,男性作家仍然实施了传统的叙事策略,对女性身体进行煞费苦心的遮蔽和消隐,将动物化的原始欲望灌注进女性躯体的每个毛孔。以男性欲望的不在场,造成男女性别对抗的失衡,男性以表面上纯粹的客体他者来完成对主动型女性的不合理指控,摩登女性也就陷入这样的叙事圈套,由此,男性作家们的最终所指,依旧是对自身性别文化霸权和话语权力的捍卫。绪论部分综述关于新感觉派小说的研究现状,提出本文的创新点。在众多的海派文学、新感觉派小说的研究著述和学术论文中,多偏重于对都市文化的阐释、对城市生存空间的关注、对男女性游戏的现代性解读、对现代性形式技巧的尝试等等,但笔者认为,其文化批评的空间还需广泛的开拓与深入,新感觉派可以有更多新的角度重新进入文化批评的视野。本文结合“躯体修辞学”这一概念,期冀为新感觉派小说的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用文化批评来关注在上海这片摩登天空下绽放的“妖娆”女体。第一章首先对“躯体修辞”的文化渊源进行追溯,对“躯体修辞学”这一概念进行界定。从古典修辞理论中发现男性作家的修辞传统,结合西方“恶之花”的女体意象,与日本新感觉派对海派文学的影响等,阐释30年代海派作家“躯体修辞”的理论来源与现实依据。第二章关注消费主义文化下的“女性躯体”。首先论述的是伴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新一代“摩登女郎”粉墨登上大上海的舞台,而这种女性角色的强力出现动摇了男性中心的城市格局,于是在“女性嫌恶症”的症候群下,男性作家们开始利用女性躯体再造对摩登女郎的想象。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影像化想象、物品化想象、动物化想象、妖魔化想象。第三章重点论述这种躯体修辞策略的最终指向。在“看”与“被看”的两性性别对峙中,男性获得了充分审视女性躯体的主动权,甚至是想象中的操控权,以男性主体者的思维与切身的体验,缓解了性别失衡带来的紧张与焦虑。在男性躯体修辞策略的隐形书写背后,深刻烙印着文化与权力合谋的价值共识。男性作家对女性的叙述已经形成一个“重新综合女性价值的场所”,而女性躯体,仅仅作为被扭曲、被异化的所在,供消费时代以娱乐与把玩。作为对这种权力的反拨,只有真实关注女性真实的躯体,和说出女性自己的语言,才可以冲破这符号化的异己存在。结语部分综合揭示,在传统修辞象喻的基础上,根据现代都市文明的发展特征,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在对女性躯体的想象中,植入了新的消费时代因子,不管是电影化叙事方式的运用,还是拟物修辞与妖魔化人物为策略的叙述手段,都在现代性叙事中构建起男性的“修辞”想象区间。男性以自身的体验完成了对女性躯体的编码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文本意义与价值取向,并由此关注到“失声”的女性群体,作为空洞的躯体存在的文化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