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语图合体、诗画合流的时代,诗歌和绘画配合构成同一文本,形成诗画互文。在以往研究中,诗画合流的讨论多聚焦于文人画。但事实上,在两宋时期,宫廷绘画是是推动诗画合流的重要力量。受北宋文人提出的“诗画互有”“诗画一律”等观念的影响,北宋宣和画院以诗句作为画学考试的题目,宋徽宗更多次题诗于画上。诗画由此呈现于同一界面,两者形成深意交互。南宋宫廷延续诗画合流的趋势,表现为帝后题画诗与宫廷绘画的融合,以及诗意图的大量产生。这一时期的题画诗、诗意图的存世数量远超北宋宫廷,题诗涉及的画作更为广泛。同时,南宋宫廷绘画是当时画坛的主流,在艺术成就方面堪称古代艺术的高峰之一。据此,南宋宫廷艺术中的诗画互文可视为宫廷诗画合流的代表之一。文章以图文关系理论为基础,考察南宋宫廷艺术中的诗画关系,并得出以下结论:总体来看,相对于诗兴遣怀的文人画,南宋宫廷艺术产生于宫廷政治文化语境中,宫廷画家需要遵从或者迎合命意,皇帝、皇后则将命意包含于题诗中。由此,宫廷命意成为诗画联结的交集,其中的诗画关系可视为以宫廷命意为契合点的诗画互文。从命意内容来看,宫廷命意围绕政治用意与娱赏趣味的张力展开,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第一,宫廷对于政治寓意的传达。政治寓意围绕宫廷政治活动展开,涉及皇权本位、皇权与官僚、皇帝与后宫等权力关系。第二,宫廷对于文人诗意的雅赏。这种雅赏并非单纯的追慕,而是南宋帝后对文人诗意的选择性接受与再阐释。第三,宫廷对于民间风俗的观看。这种观看既包含体察民情的意图,又包含观看民间之趣的目的。在不同命意之下,诗画联结的内在机制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形成相应的语图互文范式。首先,在传达政治寓意的命意中,诗画关系主要表现为“诗画互释,表达政意”。题诗占据阐释图意的主导地位,图像则以直观呈现、隐喻等方式呼应题诗的命意。这种互释并非漂浮于符号的表面意义,而是深入到政治隐意当中,传达恩宠权臣、优抚闲官以及邀宠君王等意图。其次,在雅赏文人诗意的命意中,诗画关系主要表现为“取象于诗,画改诗意”。图像并非对于原有诗意的复现,而是以图像与语象的互现为基础,对于诗意进行改造与转译。从演绎的具体状况来看,由于绘画是空间艺术,诗意空间与人物更容易加以呈现,演绎的力度也更大,故而与时间、情节分章讨论。诗意空间与人物方面,画家或改换诗歌的场景,将诗意空间改造为帝后熟悉的宫苑场所;或塑造符合宫廷趣味的诗意人物,如内敛居静的宋儒、悟道的僧人等。与之相比,诗意时间、情节的呈现需要凝滞动态的时间,对此,画家将“坐看云起时”“山静日长”等诗意时间呈现于图像当中,形成相关的图像谱系。至于诗意情节的图像呈现,集中体现在禅宗公案为题材的图像。两宋是“三教合一”的时代,公案中的诗偈是与文人诗意密切相关的话语资源。画家力图呈现诗偈生成的顷刻,表现禅趣。尚需补充的是,这四种不同的图像演绎类型实为一个整体,往往叠合于同一图像之中。但为了理清语图关系的内在机制,文章选择了类型特征鲜明的图像作为案例,加以论述。最后,在观看民间风俗图景的命意下,诗画关系主要表现为“画呈民情,诗观得失”。其中,有的宫廷风俗图像呈现民间疾苦,具有一定的规谏之意;有的图像呈现村田之趣,包含粉饰太平与颂德之意;有的图像表现民间节庆风俗在宫苑的渗透,表达节庆娱欢之意。对此,南宋帝后以题诗方式进行回应,形成了诗画互动。另需明确的是,宫廷命意与诗画关系并非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有其交集、有所牵涉。据此,宫廷命意主导下的诗画关系讨论并不意味着宫廷命意的穷尽。文章慎重选择诗画联结相对紧密的材料,不涉及诗画关系的宫廷命意因而不再加以讨论。同时,有的画作并非直接授意于帝后,但在宫廷政治文化语境中,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受到宫廷命意的影响。对此,文章谨慎选取包含院画风格、能够体现宫廷诗画关系的典型作品。总而言之,南宋宫廷艺术中的诗画关系是以宫廷命意为契合点的诗画互文。尽管这种互文属于诗画合流的范畴,但基于当时语境、作品的综合考察,以及诗画的细致比较,诗画互文的内在机制实际存在一定的差别。通过以上分析与论述,文章试图理清南宋宫廷诗画关系的内在机制,弥补相关研究的缺失,拓展古代图文关系的讨论视野,并为中国图文关系史的建构尽微薄之力。同时,文章力图将符号学为基础的图文关系理论落实到传统艺术现象的讨论中,推进图文关系理论的本体化进程。另就艺术学的跨门类比较而言,文章还为诗画比较提供了古代宫廷艺术的研究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