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状态下,粮食的供求整体失衡,征收公粮实际上是对农村粮食资源的有效整合。山东建政工作的迟滞导致征粮工作起步晚发展慢,山东的征粮办法大致经历了募集摊派、“公平负担”和“征粮新办法”三个阶段。从征粮办法的内部结构观之,课税对象的收缩和调查对象的往复突显了山东征粮办法演变的曲折;起征点、累进率和折合减免等技术手段调控了军粮民食,保证了各阶层负担的公平合理。不过,由于山东长时期内未能直接掌握农村中的土地、人口等计税基础,其结果是负担办法愈加复杂化,至抗战结束也未能实现全省负担办法的统一。山东的征粮人员多系临时抽调或拼凑,征收队无论是数量还是能力都难以满足征粮需求。借助具有地方性特质的评议会和村政权既能缓和征粮引起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冲突,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征收公粮的阻力。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征粮干部一般看不懂征粮办法,征粮效率低下,为完成任务又时常违反政策。因为自身的局限,农民对负担数额也基本没有过问能力,但农民通过各种形式隐瞒土地或人口,以此达到降低负担的目的。政府开展了反黑地的“斗争”,其结果便是征粮成本的增加。整个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基本维持了粮食的供求平衡,但大部分粮食是向农民征收的,并且征收的数额逐年成倍增长。一般,公粮约占农民粮食收入的15%左右,农民的总负担能占到其总收入的25%左右。另外,清查土地对农民负担的轻重影响很大,黑地一旦造册便失去了对农民生活的补给作用,还会加重农民的负担。以公粮为主的抗战负担不仅使农村的阶层和地权发生了变动,还引起了农民心理和生活上的巨大变化。受抗战负担的影响,各阶层都不同程度的售卖、出租土地,地富阶层的下降与中贫农阶层的上升并无直接、必然的联系,中贫农生活的改善也相当有限。负担引发的地权转移、地价滑落等既折射出战争条件下农业萎缩的危机,又体现了中国农民趋利避害,安全第一的生存逻辑。在战争与灾荒的破坏之下,农民承受着来自减产与负担的双重压力。农民余粮的缩减影响了食粮的结构与数量,进而降低了生活的质量。余粮不仅是核定农民负担承载力的重要尺度,也是衡量负担轻重与否、征收办法是否合理的重要指标。战时的征粮活动实际展现了中共的国家治理模式以及中共政权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中共能够完成征粮不仅仅依靠政治动员,制度化运作才是关键,只有科学而合理的征粮办法才能避免竭泽而渔的资源汲取困境。另外,只有从有情感、有需求的“人”的视角去观察,从农民的负担实况和生活实态去分析,才能对农民面对征粮时的心理和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