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国近代的产儿制限运动为研究主体，讨论个人生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何以被权力化，即生命政治化这一主题。 “产儿制限”一词为美国节育运动先驱桑格夫人所创定，经她的极力倡导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推广。1922年4月，桑格夫人来华，在中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产儿制限运动遂在中国开展起来。这对于有着浓厚的传统生育文化的中国而言，堪称一场“生命革命”运动。 本文在阐明近代产儿制限运动自桑格夫人发起，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后，进而聚焦于中国的产儿制限运动。产儿制限运动进入中国，既迎合了五四时期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除旧迎新的社会心理，也赶上了西哲东来的潮流，更是不少知识分子在救国途径寻找中的一剂良方。与其他很多社会运动一样，产儿制限运动的发展，得益于知识分子群体利用译介著作、创办报纸杂志、创办团体等多种渠道的极力推广。在五四这一“民族—国家”话语背景下，产儿制限运动话语多与妇女解放话语、优生话语等相辅相成，成为妇女解放、种族改良、改革社会等民族国家建构中重要的一环。产儿制限，给妇女解放带来了一个新的命题——“母性自决”。产儿制限运动的推行，尤其是杨步伟等先驱的大力推行，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渐得到强化，女性开始从生理解放走向主体解放。近代中国，外敌入侵，中国种族从“优等”沦为“劣等”，种族改良成为改革的又一个焦点。在改良种族的方案中，优生、产儿制限都被看作是重要的途径。总之，无论是妇女解放，或是种族改良，或是社会改革，知识分子群体都借助于产儿制限话语来表达一种民族国家话语。 希望藉由此文的讨论，深入思考产儿制限运动中国化问题以及生命政治化等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