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1909-1978)先生是第二代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抗日战争末期已确立了“道德自我”,即“道德理性”为核心的文化观念。唐君毅认为,在寻求文化理想的实现时,道德理性不仅仅只存在于自觉的道德生活中,亦有超自觉或不自觉的道德理性表现,因此人类所有的文化活动皆是道德自我或道德理性的分殊表现。性善论与文化本原、道德自我以及道德理性是唐君毅文化观念的形而上学理论基础。依照人的理性自我是否能独立于人的欲望之外,即是否能够长久的保持纯洁性,唐君毅将文化分为两种:一种为纯粹文化,有文学、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等,一种为一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文化,有家庭、经济、政治等。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寻求儒家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契合,是新儒家的共同特性,唐君毅也不例外。适逢西方文化观念盛行,唐君毅以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同时积极吸收西方文化中有益的部分来完善自己的文化观念。在构建其形上学体系时,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客观性和超越性的内容加以吸收;将科学精神涵摄在自己的道德理性中,并采取西方逻辑分析的方法来充实自己的文化观念。面对西方宗教信仰观念对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冲击,他根据儒学的“三祭”之礼积极开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教性功能,构建中国文化的信仰体系。总之,唐君毅文化观念是在风雨飘摇的社会中诞生出来的文化形态,彰显了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它有力地回应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当今社会,随着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满足,但这背后也引起了人类文化的一大问题,即人丧失了其主体性、自由性与个体真实存在性。唐君毅的文化观念能够为我们思考人的自身存在问题提供借鉴,也能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