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质条款作为当事人在设立担保时约定的一种对未来担保物权的实现方式,当债权债务到期后,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债权人可基于担保合同的约定,不经清算程序而直接获取担保物所有权。这一制度对当前市场经济的快速融资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立法却予以明文禁止,实践中为了达到流质条款的效果,涌现出不少规避这一禁令的担保形式。这种立法禁止与实务需要的冲突,导致司法审判中存在不同的的裁判立场,产生同案不同判的后果。同时伴随着流质条款与相关制度的界限模糊、流质条款的禁令被架空的问题。事实上,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其根源在于立法对流质条款的禁止不能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基于此,立法应当解开对流质条款的禁令,从价值判断基础上来看,主要围绕债务人权益保护、债权人权益保护、担保物权价值权属以及担保物权的实现四个方面提出解禁的理由,并结合司法实践对流质条款的需求、与典当制度统一标准的需求以及完善担保物权体系的需要三方面,分析流质条款解禁的必要性。事实上,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也符合流质条款的生存条件,国外各国对流质条款的规定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松动,结合现有的理论和司法实践,完全可以采用放任的解禁模式,这样还有利于兼顾民事和商事的共同发展,综上,流质条款的解禁完全是可行的。不得不承认的是,流质条款制度本身的高效便捷优点也存在着负面效应,如不能保障结果的公平性,容易沦为新的规避手段,特别是当标的物为限制转让物时,此外还可能损害不特定第三人权益。但这些负面效应是可以通过立法的设计进行修正的,可以通过赋予第三人撤销权保障结果的公平性,限制流质条款适用范围来避免限制转让物的流转,对动产和不动产采用登记对抗主义,使第三人可以通过登记簿清楚的了解担保物的情况,避免权益受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