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主要分三部分对张岱散文中的双重人格作整体的把握。 第一部分是名士风流，论述名士人格在张岱散文中的展示。 首先是对名士作了一个大致的界说，并勾勒其历史发展的轨迹。名士非一朝一夕有之，至魏晋始成规模。名士不仅是魏晋一个时代的荣光，从竹林七贤到陶渊明、谢灵运，这种真率、任情的名士风度一脉相承，绵延不绝。至晚明社会黑暗，国事日非，文人由抗争转为避世，以此消融个性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于是出现了以泰州学派为前锋，以李贽的“童心说”为旗帜，以袁宏道等人的风流自放为示范的名士群体。这一时期名士的独特性是：一方面继承了魏晋名士的任情旷达、宴游无拘的外在特色：另一方面，由于晚明社会商品经济发达，市民意识高涨，又平添了市民阶层追求享乐、纵情声色的生活情趣。从而将晚明时期的名士风度概括为：任情越俗、优雅从容、尚自然却功名、重市民情趣。 其次，分别从超世绝俗、自然尚真、市井情结、闲雅从容四个方面展示了张岱的名士人格。狂执怪诞的行为方式、不拘于俗的审美眼光、自出手眼的文学主张显示了张岱的超世绝俗；对情感之真的赞赏、对自然之美的珍爱、求真务确的史学创作显示了了张岱的自然尚真；对市井风情的描摹、通俗艺术的关注、诙谐幽默的散文风格显示了张岱的市井情结；艺术化的生活情趣、散文中诗境的构筑显示了张岱的闲雅从容。总之，张岱的思想自由而驳杂，有放浪脱俗，又有积极进取；有与市井文化靠拢的热情，又不失名士对闲情逸致的追求。这集中表现了张岱身上所具有的从魏晋以来的一以贯之的放荡不羁不拘于俗的个性与晚明时代大潮中俗文化与雅文化交融的特征。 第二部分是遗民苦痛，论述遗民人格在张岱散文中的展示。 清兵入关，打破了晚明文人的清梦，张岱由钟鸣鼎食之家沦落为贫门寒户，名士风流已成追忆，张岱自觉地站到了遗民行列。因此本文首先是对遗民的内涵及历代遗民总貌作了简要地概括和梳理。明遗民是中国遗民史上的里程碑，这个群体的隐逸主调淡化，其文学创作中表现异族入侵的亡国之痛被大大强化，与前代的遗民相比，他们更加理性地审视自身出处的选择，对自身价值、命运、对国家的出路作苦苦的探寻与深刻的反思。这些有关群体的阐述对理解作为明遗民个体的张岱是必要的。 其次，本文从超拔不群的遗民气节、文化自救的遗民意识、痴人说梦的人生悲剧三个方面对张岱的遗民人格作了详尽的论述。张岱以自己超拔不群的遗民气 节树立了一座人格丰碑：他对忠义之士的赞赏，正是作为遗民张岱对自己命运的 自觉地选择，也是他在内心深处对自身形象的画像；他的琴心剑气，散文中对松。 竹、梅品格的认同，以及忍辱偷生以待恢复的生死观，都显示了张岱崇高的遗民 人格。作为遗民中的优秀者，张岱还具有强烈的文化自救的遗民意识：文化自救 的根本在于著书立说，保存故国文化。所以，张岱的著书，就不仅仅是一种个体 精神上的自娱，而是基于留存明朝旧影挽救与承传汉文化的深层思考，这集中体 现了明清之际的群体意识，也是张岱悲痛生活体验的结果。为保存故国影象，发 扬故国文化，张岱以坚贞不屈的人格，作着拯救汉文化的不懈努力，但历史车轮 的滚滚前进和无可更改的现实注定了遗民的悲剧命运：故国风姿在现实与梦境中 的巨大对比，以及遗民在当世与后世的孤独处境，都说明这一切最终只能是痴人 说梦，聊以自慰罢了。扩而言之，这也是遗民群体的悲剧。 本文的最后是余论，主要对张岱的散文作了初步的历史定位。 张岱的散文，与公安、竟陵派抒写性灵的主张一脉相承，并作了合理的新变， 是性灵派在晚明的殿军，也是晚明个性张扬的启蒙思潮在明清易代之际的余绪； 同时，张岱的散文中不仅保存着名士的自适自娱，更重要的是他将忧国忧民的民 族意识融会其中，并以此作为作品的底色，散文主旨也由个体的自娱转向对群体 和民族命运的关注，是民族意识的复归。张岱散文中自适性灵和民族意识的双重 情绪，正是他名士与遗民双重人格的充分展示。 的确，张岱是明清之际文坛上的一个坐标式的人物。前期为放荡不羁的名士， 后期为有着黍离之悲的遗民，名士与遗民的双重人格使他的作品兼具风流得意与 惆怅苦痛两种不同的况味。作为晚明名士，他接受了那个时代人文主义思潮的洗 礼，自觉在文学中注入性灵之气，集公安、竟陵之大成；作为清初遗民，他以自 己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树立了一座人格丰碑，散文中笔挟风雷之气，并以此作为 汉文化自救的方式。可以说，张岱身上集中体现了传统的精英文化与市民通俗文 化的结合，晚明人文主义与清初实学思潮的交融。言为心声，张岱的散文是他自 身人格的展示，因此，对张岱散文的研究，既是挖掘他的人格魁力的方式，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