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文化“元典”之一的《诗经》，在历史的维度上扮演着多重文化角色：它不仅是我国诗歌艺术宝库的璀璨明珠，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更以我国漫长封建社会“政治伦理教科书”的姿态，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理论渊薮之一。《诗经》中所收录的305篇诗歌，产生于我国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原本只是由周代乐官采自民间，用于祭祀、宴飨和礼仪的古老乐歌。相传春秋末年，孔子编订并加以整理，将其作为教授弟子的教材，《诗经》便由原始诗歌跻身“经典”行列，成为儒家培养温柔敦善情操和进行政治伦理教育的工具。后治《诗》、解《诗》代不乏人，形成了绵延至今、蔚为大观的《诗经》学研究课题。传统《诗经》学作为中国《诗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汉学、宋学与新汉学各具特色的不同阶段，显示出由汉学重训诂，到宋学重义理，再到清学重考据的阶段性特征。对于《诗经》的阐释各自立足于时代洪流，差异显著。但传统《诗经》学作为中国传统经学的重要支脉，既注重其不同阶段的特征，又不可避免地保有其“与生俱来”的内部一致性，那便是在传统经学视域的指引下阐释《诗经》，孜孜不倦地经化它，使之成为维护我国封建正统的“政治宝典”。在两千多年的传统《诗经》学研究进程中，汉、宋《诗经》学的分歧是学界争议至今的重要课题。由于时代发展的不同要求，汉、宋《诗经》学在具体阐释《诗经》过程中存有诸多差异，由此引发纷争不已，乃至生成令人生畏的“烂帐本”，而这纷争很直观地反映在各领域的《诗经》释本中。《毛传》为汉《诗经》学领域首部阐释《诗经》的著作，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较完整的《诗经》释本，连同《毛序》构成汉《诗经》学权威，构建了一套独特的释《诗》传统。而朱熹《诗集传》为宋《诗经》学领域杰出代表，是南宋以后广为流传的权威传本，它的问世使传统《诗经》学领域面临重大转折。本文立足于汉、宋《诗经》学在释《诗》道路上的分歧，将《毛传》与朱熹《诗集传》作为汉、宋二学的代表，将其分别置于汉学、宋学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以对《毛序》的不同态度、对“兴”体的不同阐释、对《诗经》文本性质的解读歧义为切入点，揭示二者释《诗》方法的不同，其中尤以对《毛序》的不同态度为焦点，探究《诗集传》之于《毛传》的继承与剥离，最后将笔触指向《毛传》与朱熹《诗集传》释《诗》方法论原则的差异，力图以全方位、多层次的新的阐释视角突破学界现有的单项对比模式。在廓清二者差异的同时，正视其内部不容忽视的一致性，用辩证的、历史的眼光给予《毛传》与朱熹《诗集传》客观、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