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西方实证主义在哲学的研究中采取价值中立的原则，只讨论事实，而不关心价值。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不平衡表现为科学和人文的对峙，而在这种对峙背后则是天(宇宙)和人(人生)、心(精神)和物(物质)、事实和价值的分离。这种对峙与分离随着西学东渐也渗入到中国近代哲学中，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方东美试图通过建构其所谓的“含情契理”的人生哲学，以消除这种对峙和分离。 对世界性的广泛的文化危机深刻的忧患意识，是推动方东美从哲学上探讨人生意义问题的前提和动力。一方面，这种危机来自对西方世界所谓的“存在危机”的洞察。通过对西方哲学和文化深入其间的研究，方东美断言西方哲学研究的两种途径：宗教与科学中间都贯穿着“恶性二分法”的思想模式，强调主体和客体，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之间的分离。这虽然促进了工具理性的发展，但是由于忽视了对于价值和意义的关注，因而导致了人性的分裂和现代社会中种种弊端的产生，如人的异化、功利主义泛滥、自我中心和主体性的丧失等等。由此产生了所谓“人的疏离”问题，走向否定人自身和现实生活的虚无主义。要消除所谓“存在危机”，就必须将失落的人生意义找回来。 另一方面，对文化危机的忧忠意识也源自于对中国近代意义丧失或价值失范的痛切感受。近代中国在西方经济、文化力量的夹攻之下，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及政治秩序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动。“道德价值迷失”、“存在迷失”与“形上迷失”同时存存，并融合而为近代中国的“意义危机”。建立新的价值秩序和意义系统，寻求新的认同成为时代的命题。方东美的人生哲学也是对中国近代意义丧失的一种救治。 “含情契理”的人生观以情理兼容的生命为本体。“情”和“理”是宇宙间两种性质相异却又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属性和力量。前者主要是非理性的，指向价值界；后者则是理性的构造与能力，指向事实界。生命本体自身兼有两种属性和力量，展现为生生不已的价值创造过程，其自身即是精神与物质的统一体，因而成为沟通事实与价值的根基。然而，生命本体在本质上是个体生命的外化和放大，这无可避免地带有主观主义与心理主义的色彩。同时，对于“情”“理”之间达到和谐统一的机制，方东美缺乏深入的分析与说明，而仅仅提到一种善的直觉。归根结底，是将非理性的因素凌驾于理性之上，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心与物的统一。 生命本体的创造过程即价值理想的实现过程具体展开为两层关系。一层是天人之辩上宇宙大我与个体小我之间的关系，宇宙大生命与个体小生命相互依存，前者的意义展开借助于后者的创造活动得以实现，后者则通过融入宇宙大我的生命之流而得以克服其有限性，获得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另一层是群己之辩上的的群体大我与个体小我之间的关系，群体由个体组成，但又不能忽视和吞噬个体的价值尊严和自主性;个体无法脱离群体而存在，其自身价值的实现有赖于群体的支持。二者的和谐统一是在群体原则上实现的。 人生意义的实现诉诸于人格的不断完善和境界的不断提升。人格包括“情”和“理”两个基本要素，理想的人格就是两种要素韵和谐统一。人有天赋善性，具备成就完满的道德理想人格的内在依据，配合以后天的教育、实践，能够实现人生境界的提升，最终达到理想人格。方东美划分了自然层次与超越层次中的六种人生境界，最后达到的是超乎真善美的宗教意义上的神人。方求藻对于人格因素的分析以及追求知情意统一的全整人格的实现是有所见豹，但是他将同是价值向度的真善美划分为高低等级不同的境界，以一种价值来涵摄另一种价值无疑是不合理的。 总而言之，方东美关切现代人的安身立命问题，有见于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他的人生哲学的理论建构具有一定的纠偏作用。然而，理路上存在的问题以及道德理想主义缺陷，使得他的理论不具备实践的品格，最终停留于书斋，无法推向广大的生活世界，因而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时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