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芳吉（1896-1932）所生活的时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为激烈的时代之一。这一时期，儒家价值体系轰然崩塌，文言作为书面语的地位也被白话文所取代，由此诞生了新文化和新文学，以“现代性”为核心的线性历史观逐渐支配了中国人的时间意识。　　作为理学的信奉者，吴芳吉坚持认为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歌不能剥离于“现代性”之外，他试图在“普遍性”和“差异性”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以缓和新文化和新文学对传统的敌意和对立情绪。儒学信念与时代潮流的矛盾深刻影响了吴芳吉的文化选择和诗学实践，使其在诗歌创作上出现了“革新”与“保守”的两幅面孔。　　论文以吴芳吉儒学思想与诗学思想的互动为研究中心，考察了儒学近代形态——“理学”的历史表现与时代遭遇，通过对“白屋诗”这一新诗体的系统分析，揭橥儒学观念对个体文学心理程序的建构以及儒学价值观对现代诗学思想的介入。在此基础上，论文在“新文化运动”的语境里探讨儒学影响下的诗歌创作的意义及其在新诗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价值。　　论文共分八章。　　第一章交待了选题的缘起，对本论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学术梳理和评述，同时提出论题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概述了论题的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对吴芳吉的生命文本进行解读，分析吴芳吉文化性格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吴芳吉的人生选择注定了他作为时代趋势“旁观者”和“边缘人物”的宿命，也正因如此才使其在大时代的狂飙突进里一反潮流地将自己嵌入传统的链条之中。吴芳吉的人生充满诸多悖论，其生涯狼狈困穷却又超脱洒然，遵循严格的道德主义却又具有诗人的敏感与深情，生命的烈焰炽热短促却能铸炼出圆融统一的人格。吴芳吉的复杂性在于他身处启蒙时代而眷恋执守儒家信念，通过对吴氏生命文本的解读，我们可以触摸到理学思想在错位尴尬时代勃然跳动的脉搏，感受到“白屋诗”所流露出的乱世哀感与人生涩意，体会到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激进时代的困惑与执着。　　第三章呈现了吴芳吉以道自任的理学信徒的形象，讨论了吴芳吉的“内圣”情结与“以礼为归”的道德抱负。“五四运动”以来，以“科学”和“民主”为尚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思想启蒙的新纪元，在强调批判和改造中国文化的历史语境中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进行了激烈的否定。在此情形下，儒家意识形态虽呈崩解之势，但并未丧失生命力，而是以特殊的“游魂”方式影响着中国人现代精神的重建。吴芳吉的内心深处跃动着“五四”之后日渐游移的文化精魂，主动接续了消散中的儒学的精神魂魄，且对儒家的性善哲学与礼教思想进行了具有时代色彩的阐发与扬弃。本章以吴芳吉对理学思想的接受为切入点，还原了吴芳吉不为人知的“儒者”身份，探讨了吴芳吉诗学思想的儒学渊源和发展脉络，并以此叩问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谱系中的价值。　　第四章讨论了吴芳吉如何以儒家价值观的视角看待和评价“新文化运动”，如何在儒学和“新人文主义”的谱系中阐释自己的文化观和文学观。本章勾勒出吴芳吉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渊源，探讨了“柏拉图—白璧德”一脉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如何嵌入到儒家话语的肌理之中，进而呈现了儒学思想内蕴的弹性与顽强生命力。与“文学革命”中盛行的新锐主张不同，吴芳吉以“大文学观”的宏大视角处理“道”与“情”的关系，试图以文学上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打破新文学的霸权地位。在“新文化运动”的现场，吴芳吉的文化独白和文学主张究竟是孤独先知的预言还是守旧者不识时务的螳臂当车？本章从历史的维度回答这一问题，进而探析吴芳吉作为“文化失语者”的精神质地和文化追求。　　第五章探讨了儒家话语对吴芳吉诗学思想的建构和塑造，以此为起点审视了新诗的语言问题和文化意味。吴芳吉的诗学思想一方面继承了《诗大序》、《文心雕龙》的儒学传统，一方面又汲取了《沧浪诗话》、王阳明心学的某些理念，将文学视为对生命本体至善状态的表达，认为诗歌的意义在于肯定人性本善的光明属性和对卑俗人生的超越。本章分析了吴芳吉作为现代新儒家如何对古典、西方诗学资源进行形式多样的借鉴和化用，以此探寻儒家诗学改造和吸纳外来异质文化的途径。在以吴芳吉为代表的“学衡派”诗人和新文学人士关于新诗的对垒中，可以发现文白之争、中西之争的背后各自别有潜思和寄托。吴芳吉的诗论站在文化民族主义的价值立场上看待语言和文体的转换与更新，其初衷乃是保持中国诗歌殊异的文化价值和审美情怀。为此，吴芳吉在保持和进入传统的前提下进行了“化欧化古”的诗学实践，以儒家诗学的视角对新诗的可能路径进行了探索和创新。吴芳吉的诗学求索代表了文化保守主义者诗体变革的努力，也是中国现代诗学史上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一环。　　第六章在诗界革命的谱系之中重审吴芳吉创制的“白屋诗体”的特质所在。“白屋诗”是对古典诗体的改良，借鉴了乐府诗歌的民间性、口语性和体裁的现实性，从而使诗歌的口语性具有复杂的张力和独特的面貌。本章从“白屋诗”的酝酿、特色以及时代影响等角度对吴芳吉诗歌改良的历程进行了文化描述和诗学分析。　　第七章集中分析了吴芳吉生命后期诗歌转向的原因，并以“白屋诗”为参照讨论了旧体诗变革的极限和可能性。吴芳吉诗学变革的理念是在不改变旧体诗基本体制的前提下扩大中国诗歌的表现空间，“白屋诗”的诗学实践部分完成了吴芳吉的这一构想，但在整体上“白屋诗”并未解除古典形式牢固的限制而创造出一种具有现代意味的新诗体。吴芳吉尽管意识到了其诗体变革的局限所在，但又无法突破“白屋诗”这一“旧瓶装新醴”的诗学模型，于是退回到了古典诗熟悉而自得的审美之境，以对古典诗的赤诚之心反衬了诗体改革的徒劳与挫败感。吴芳吉重回古典之途，并不意味着“白屋诗”作为一种新诗体丧失了意义，它的存在指出了另外一种可能：在白话诗的语言空间里完全可以容纳古典诗的文化意味与形式结构。　　第八章为结语。在激烈变动的时代氛围里，吴芳吉先后实现了两次“回转”：一是向理学的回转，在心性层面完成了对时代的超越；一是向古典诗歌的回转，在语言层面再次融入传统。论文以吴芳吉的两次回转为背景，探讨了儒学和旧体诗作为文化记忆对吴氏精神主体的吸纳作用，审视和反思了中国新诗与文化传统、古典诗学、外国诗歌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