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贵州省独山县的债务危机曝光以来,县级政府的债务问题开始引起各方重视。在我国县级官员以高昂融资成本举债的现象并不稀奇,主要原因在于从改革开放起我国就存在一种以经济发展为考核指标的官员晋升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官员的政绩与辖区的经济发展挂钩,辖区内经济发展越好的官员越容易获得提拔,而辖区内经济发展差的官员不仅晋升无望,而且其仕途还极有可能提前终结。面对如此巨大的晋升压力,各级官员都在苦苦寻找改善辖区经济的方式。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促进县级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极佳的效果,不仅能够直接增加GDP和就业机会,还能提升辖区内的全要素生产率从而间接改善辖区的经济。于是各地县级官员纷纷发行城投债筹集资金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造成了辖区政府的债务膨胀,另一方面促成我国县级城投债的爆发式增长。本文以2007-2020年全国县级城投债作为研究样本,考察官员晋升压力对县级城投债发行利差的影响。在理论分析中本文以权责角度分解梳理“晋升压力——县级官员——县级政府——县级城投公司——县级城投债——投资者”这段传导路径,理清了官员晋升压力影响县级城投债发行利差的传导机制,同时还发现由于县级官员的平均任期大概只有3.44年,而县级城投债的发行期限普遍较长,平均发行期限为5.24年,等城投债还本时,发债的时任官员大概率已经调任,城投债的偿债责任便以此方式转移给继任官员。最后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官员晋升压力对于县级城投债的发行利差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晋升压力越大,官员愿意接受更高的融资成本。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县级城投债的发行期限会强化官员晋升压力对发行利差的影响。这是因为发行期限越长,城投债的偿债责任越有可能转移给继任官员,这使得官员可以更安全地以更高的利率筹集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