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与生态环境绿色升级的协同联动,是我国新时期需要迫切解决的难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程。为了解决污染的负外部性,高效发挥环境规制政策作用,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对于不同层面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共识。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环境规制强度、环境污染状况等差异显著,因此,亟待从环境规制角度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以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机制为研究对象,在梳理国内外关于环境规制和区域经济增长文献的基础上,首先系统阐释了环境规制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其次全景展示了我国环境污染、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演进历程,并利用2006～2017年中国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对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环境规制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全面考察。研究结论显示:第一,环境规制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技创新等多种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同时产生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在两种效应共同作用和综合博弈下,环境规制对我国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可能产生不同影响。第二,中央环境规制对我国四大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为正向的,但作用程度各不相同。对西部地区作用最显著,其次是东部、东北和中部地区,影响系数分别为1.06、0.604、0.495、0.469。因此,随着中央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差距将逐渐缩小,而中部、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差距将进一步扩大。第三,地方环境规制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影响系数小于中央环境规制,仅为0.135,这说明地方环境规制手段仍需改善和加强。最后,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立法、严格执法、有效监督、差异管理、精准合作等政策建议,为各级政府制定相应宏观政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