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经历了城市信用社、城市合作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三个阶段，其发展是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由地方性企业和本地居民参股组建而成，是由多个法人机构合并，且具有一级法人资格的地方性银行金融机构。城市商业银行从诞生伊始就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信用社时期造成的不良资产及信用社向合作银行过渡期违法违规经营造成的不良资产。在我国特定的经济金融发展环境下城商行很难通过剥离不良资产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抗风险能力，转移自己的不良资产。在其发展过程中，还陆续暴露出资本充足率低、公司治理结构落后、产品单一、人才储备较少、创新能力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使得并购重组成为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通过对国内其他省市城商行重组情况的梳理，对比剖析广东省内城商行发展及改革重组的情况，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不同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无论是在资产规模、经营效益、风险管理水平和历史包袱上差异都非常大。这决定了各家城市商业银行未来的命运不同，有的要考虑跨地域经营，有的还需进一步规范，而有的则面临退出市场的抉择，这是重组的原始动因。城商行重组密集发生在2004年之后，另一个最直接的动因在于监管当局设立的在2006年这个银行业开放期限到来之前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硬性指标规定，绝大部分的城商行当时都不良贷款比率高企，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在短时间内无法根本性的改变资产质量情况，只能走改革重组的道路。（2）从国内其他省市的典型案例考察，城商行的重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以徽商银行、江苏银行为代表的全省“抱团”式大规模、大范围内的合并重组模式。这种行政区内横向重组模式的特点是：业务规模相当，风险程度相近，内部管理相似的城市商业银行在下参与合并重组。并且，参与重组各方“质量不差”，但是“规模不大”的制约比较突出，对联合的内在要求强烈。二是以上海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为代表的发展较快，资产规模、资产质量、经营管理都非常优秀的城市商业银行，通过优化股权结构，引进境外投资者，率先改制为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实现了区域性经营。三是重庆三峡银行模式，对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但有一定的经营基础，具有较强经营能力，在政府和银监部门的政策倾斜扶持下，尚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的城市商业银行实施改革重组工作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3）广东通过重组改革实现发展壮大的城市商业银行主要有广州银行、湛江银行、珠海银行和汕头银行四家，广州银行的重组模式虽然也是跟北京银行、南京银行类似“引进战略投资者——跨区经营、谋求上市”的模式，但是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政府通过注资和剥离资产奠定了重组改革的基础。广东南粤银行通过“政府牵头、开行参与、平台运作”的重组方案实现了三方共赢。华润银行和华兴银行情况相似，都是通过政府主导剥离不良资产，引入民营资本作为重组发起人，最终实现了更名再经营。广东的城商行风险更为巨大和严重，如果其并购重组直接推向市场，结果很有可能就因找不到重组发起方而以失败告终。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必须寻找非市场导向的重组模式。（4）比照其他省市的城商行重组案例，广东城商行重组既有共性，也有其特点。概括而言，广东城商行重组模式的特点一是政府主导，体现在政府以控股股东的身份对不良贷款高企，债务缠身的城商行进行注资置换不良资产，再通过自身影响力多方的联系国企、外企、名企等潜在投资者，确定重组发起人，并制定相应的重组方案；二是灵活选择重组发起人，特别是汕头、珠海的案例表明，虽然很多投资人都对城商行的牌照价值有兴趣，但是受制于国家及部委的相关政策，以及自身的资金实力和重组决心，并不是所有投资者都能成为理想的重组发起人，必须从境内、外，突破国企、民企、外企的思维局限，灵活地选择重组方。（5）广东金融生态环境较差，企业信用意识薄弱，诚信守法经营观念不强，企业及个人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不良贷款比率高于全国水平，特别是远远高于北京、上海及江浙地区，导致广东一些城商行的风险更为巨大和严重。这注定了广东城商行引进战略投资者、改革重组的道路比其他省市的要更为复杂和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