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时代,全球风险在不断深化,对国际形势、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产生深刻影响。近年来,在全球经济增长停滞、地缘政治紧张、生态气候危机、国际贸易争端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风险事件的影响下,世界各国和人民面临的风险逐渐呈现多样化、高频率和系统性特征,对风险的感知、捕捉和管理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在全球经济贸易合作十分密切的条件下,重要经济体的贸易政策、债务危机和政权更迭等风险事件,不但使自身的国家风险环境发生变化,其负面影响也会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境传播,扩散到其他国家。由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体制和相关政策的差异,经济、金融和政治等风险因素汇聚而成的国家整体宏观风险环境具有较大差别。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地缘环境和艰难复苏的全球经济,各国需要深刻理解国家风险的变化情况、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制定周密的国家风险管理方案,建立完备的国家风险保障体系,研究应对他国风险环境变化的相关政策,从而有策略地面对危机和变局。在完备的国家风险保障体系中,商业保险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寿险的独特性质使其拥有提供风险保障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双重功能,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其他金融业态无法替代的关键作用。因此,增加市场的寿险需求,扩大寿险业的资金规模,发挥寿险资金的规模效益,让寿险业更加有效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全面、高质量的风险保障和资金支持,是世界各国应对时局变化,化解各类风险不可缺少的重要法宝。根据国内外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风险和保险相关理论得到充分论证和完善,对于寿险需求影响因素的探究已经形成了科学的研究框架与逻辑。风险是保险存在的前提,保险又拥有抵御和防范风险的功能。因此,对风险的研究是保险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具有扩展风险与保险理论研究边界的重要价值。寿险需求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效应方面的学术研究,学者们主要从微观角度对个体或家庭的寿险消费决策进行分析,抑或是对宏观经济指标、社会发展水平、人口寿命和老龄化等对寿险需求影响较为直接的因素进行研究。风险对寿险需求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可保风险,鲜有以宏观不可保风险为影响因素的寿险需求研究。在此背景下,本文在风险管理理论和保险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以寿险需求为核心,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国家风险对寿险需求的影响。研究内容分为七个部分:一是对寿险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外生不可保风险对寿险需求的影响研究、国家风险相关研究的历史文献和相关理论进行梳理与总结,二是在效用最优化模型中引入国家风险因素和绝对风险规避条件进行理论模型研究;三是应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对全球48个国家1998—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四是对国家风险在寿险需求的影响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和调节效应检验;五是将国家风险进一步细分为国家经济风险、国家金融风险和国家政治风险,通过实证分析,研究经济、金融和政治风险因素对寿险需求的影响差异;六是将原样本数据依据国家收入水平、国家风险水平、人口老龄化水平和创新能力进行分组,对国家风险影响寿险需求的异质性特征进行研究;七是文章结论并依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全文共分为8章,具体内容概括如下:第1章,绪论。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说明文章的主要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归纳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论文结构,提出文章的创新点与未来研究展望。第2章,文献综述。围绕寿险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外生不可保风险对保险需求的影响进行文献回顾和评述,对国家风险的内涵与测度进行说明。寿险需求的影响因素主要围绕收入水平、通货膨胀水平、预期寿命水平、社会保障水平、人口结构、教育水平、利率水平和城镇化水平8项指标展开研究,对我国寿险需求的相关研究进行单独梳理;对外生不可保风险与保险需求的影响研究方面主要围绕背景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和政治风险相关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最后,对国家风险的概念、国家风险指数及其评级系统进行阐述和说明,本章的文献综述为后文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奠定坚实基础。第3章,国家风险对寿险需求影响的理论模型研究。基于效用理论,在被保险人最优保费支出模型中引入国家风险变量,再将引入国家风险变量的最优保费支出条件与不存在国家风险时的条件进行对比,得出国家风险对被保险人最优保费支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引入绝对风险规避的概念,分析绝对风险规避程度的高低对国家风险与被保险人最优保费支出之间关系的影响。本章的理论模型研究结果为后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研究依据。第4章,国家风险对寿险需求影响的实证研究。本章为实证研究的第一部分也是核心部分。首先建立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PSTR）,被解释变量为寿险需求,转换变量为国家风险,解释变量为收入水平、教育水平、人口老龄化水平等8项指标,应用Matlab2019a版本软件对全球48个国家1998—201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并进行“线性检验”、剩余非线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对实证研究结果进行非线性转换关系分析。第5章,国家风险对寿险需求影响的机制检验。本章为实证研究的第二部分,主要基于中介效应理论和调节效应理论,应用Stata16.0软件对国家风险影响寿险需求的传导效应进行检验,根据数据结果,对每一解释变量与寿险需求的影响关系中国家风险所起到的中介或调节作用进行分析。第6章,国家经济、金融和政治风险对寿险需求影响的实证研究。国家风险指数由经济风险指数、金融风险指数和政治风险指数构成,本章将国家经济、金融、政治风险指数替代国家风险指数,分别作为模型的转换变量,应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经济、金融和政治因素对寿险需求影响效应的作用与差异。第7章,国家风险对寿险需求影响的异质性研究。本章选用收入水平、国家风险水平、人口老龄化水平和国家创新能力作为分组依据,以样本国家的平均水平或一定门槛值为临界点,将原样本数据分为8个样本组,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对各组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国家收入水平、国家风险水平、人口老龄化水平和国家创新能力的差异在国家风险与寿险需求的影响效应中的作用。第8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总结本文的主要结论,并结合寿险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加强政策引导、培养社会意识、国际监管合作和关注国家风险方面提出四项政策建议。经过对历史研究的梳理和借鉴,本文就国家风险对寿险需求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点:一、首先,在一定假设条件下,经过公式推导首先得到当不存在国家风险时被保险人最优保费支出的条件公式。其次,在原模型中引入国家风险变量,经推导后得到存在国家风险时被保险人最优保费支出的条件公式。最后,经公式联立和合并后,得出存在国家风险时的被保险人最优保费支出大于不存在国家风险时最优保费支出的结论。此外,在原模型基础上引入绝对风险规避的概念,研究存在国家风险条件的情况下绝对风险规避对被保险人最优保费支出的影响,研究结论为,当存在国家风险的条件下,被保险人绝对风险规避的上升会使其最优保费支出随之增加。二、根据实证数据结果得出,当国家风险处于较高水平时,国家风险水平、教育水平、收入水平、通货膨胀水平、人口寿命水平、人口老龄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与寿险需求呈正相关关系,人口负担水平与寿险需求呈负相关关系;当国家风险处于较低水平时,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人口老龄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寿险需求呈正相关关系,国家风险水平、通货膨胀水平和人口寿命水平对寿险需求呈负相关关系。寿险需求的部分解释变量因国家风险水平的差异产生了正负效应间的转变,其余解释变量因国家风险水平的差异使原本的促进或抑制效应强度发生改变。三、对国家风险在各变量影响寿险需求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和调节效应检验。在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中,发现在收入水平、教育水平、人口负担水平、通货膨胀水平、预期寿命水平、人口老龄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寿险需求影响的七组关系中,国家风险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而在调节效应检验结果中发现,国家风险在收入水平、教育水平、人口负担水平、预期寿命水平和人口老龄化水平对寿险需求影响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而在通货膨胀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影响寿险需求的过程中,国家风险指数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具体而言,与不存在国家风险时的效应相对比,当国家风险指数处于样本数据的均值水平（75.79）时,收入水平、教育水平、预期寿命水平和老龄化水平对寿险需求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人口负担水平对寿险需求的抑制作用有所减弱。四、将国家风险替换为国家经济风险、国家金融风险和国家政治风险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家经济风险下降,会使教育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寿险需求的促进作用减弱,使人口负担水平对寿险需求的抑制作用减弱,使收入水平对寿险需求的促进作用增强,使通货膨胀水平、人口寿命水平和人口老龄化水平对寿险需求由促进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国家金融风险下降,会使教育水平、人口寿命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寿险需求的促进作用增强,使人口负担水平对寿险需求的抑制作用减弱,使收入水平对寿险需求的促进作用减弱,使通货膨胀水平和人口老龄化水平对寿险需求由促进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国家政治风险下降时,经历两个门槛变量的平滑转换,使教育水平对寿险需求的促进作用先减弱、再增强,使人口负担水平对寿险需求的抑制作用先增强、再减弱,使收入水平对寿险需求的促进作用先增强、再减弱,使通货膨胀水平对寿险需求的促进作用先转换为抑制作用、再增强抑制效应,使人口寿命水平对寿险需求的促进作用先减弱、再增强,使人口老龄化水平对寿险需求的促进作用先减弱、再转变为抑制作用,使城镇化水平对寿险需求的抑制作用先转换为促进作用,再增强促进作用。五、在异质性研究阶段,对高收入国家组和低收入国家组、高风险国家组和低风险国家组、老龄化国家组和非老龄化国家组、创新型国家组和非创新型国家组分别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简要描述为:1.高收入国家组和低收入国家组的实证结果表明,当国家风险水平较高时,低收入国家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对寿险需求的促进作用更强,通货膨胀水平和预期寿命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弱,低收入国家的老龄化水平对寿险需求的抑制作用更强,其他解释变量影响的正负效应各有差异。当国家风险水平较低时,低收入国家教育水平对寿险需求的促进作用更强,其他解释变量影响的正负效应各有差异。2.高风险国家组和低风险国家组的实证结果表明,当国家风险水平较高时,低风险国家的教育水平、预期寿命水平对寿险需求促进作用更强;低风险国家人口负担水平的抑制作用更弱,其他解释变量影响的正负效应各有差异。当国家风险水平较低时,低风险国家教育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强,其他解释变量影响的正负效应各有差异。3.老龄化国家组和非老龄化国家组的实证结果表明,当国家风险水平较高时,老龄化国家的收入水平和通货膨胀水平对寿险需求的促进作用更强,非老龄化国家的教育水平、预期寿命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强;老龄化国家人口负担水平的抑制作用较弱;老龄化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对寿险需求为促进作用,非老龄化国家则与之相反。当国家风险水平较低时,老龄化国家的教育水平和预期寿命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强,收入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弱,老龄化国家人口负担水平的影响更弱,其他解释变量影响的正负效应各有差异。4.创新型国家组与非创新型国家组的实证结果表明,当国家风险水平较高时,两组中对寿险需求均为促进作用的影响因素为教育水平、通货膨胀水平、人口寿命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均为抑制作用的是人口负担水平和收入水平,创新型国家的老龄化水平为抑制作用,非创新型国家则相反。当国家风险水平较低时,两组中对寿险需求均为促进作用的影响因素为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创新型国家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对寿险需求的促进作用强于非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的人口负担水平对寿险需求为促进作用,通货膨胀、预期寿命、老龄化和城镇化水平为抑制作用;非创新型国家的人口寿命水平对寿险需求为抑制作用,通货膨胀、预期寿命、老龄化和城镇化水平为促进作用。最后,根据文章的研究结论,结合寿险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加强政策引导、培养社会意识、国际监管合作和关注国家风险方面提出四项政策建议:一是树立全社会的风险意识,推动市场化风险防控机制,通过引导让个体真正意识到应采取多样化的风控手段来防范风险;二是充分发挥保险的核心职能,强化风险保障和资金运用的双重优势,形成个人风险保障循环和商业保险基金循环双轮驱动的社会性商业保障循环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全面、高质量的风险保障和资金支持;三是加深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注重对外资金融企业及其母公司经营情况的监测,防范国际金融风险跨境传播;四是以关注国家风险环境变化和重大风险事件发生所引起的保险需求波动为契机,以设计和改善符合本国国情、满足人民需要、应对时局风险变化的保险产品和服务为手段,最终构建以商业保险为核心的国家风险管理机制,实现风险造就保险,保险化解风险的逻辑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