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武汉群众造反组织产生的社会心理及条件——1966年5月-1967年7月”为研究对象,在阅读相关著作、文章、回忆录以及现有的武汉地区文革造反小报等资料的基础上,试图弄清两个问题:一是文革前期武汉群众造反组织产生的社会心理——即他们为什么要造反?二是文革前期武汉群众造反组织产生的社会条件——即他们为什么能够造反?文革前期,不论是武汉地区的学生、工人,还是其他群体,即使他们来自不同群体范围、拥有不同身份与职业,但都纷纷选择加入造反组织,原因在于他们心理上有造反的诉求:他们要么由于长期接受教育熏陶、政治宣传而崇拜领袖个人,参与造反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要么由于政治身份不好而历次被打击,参与造反是为了改变自身不利的处境;要么由于对当局做法持有不同意见或表现不好而被压制,参与造反是为了表达他们对当时湖北省委、武汉市委、本单位当权派做法或对社会现状的不满;要么由于社会动乱、恐怖的形势使他们加入造反组织以寻得一份安全,等等。然而主观上的心理需求并不一定都能转化为行为,使得他们心理上已有的造反动机能够化为实际造反行动的则是当时社会条件的默许与支持。这种支持体现在文革前以及文革中,中国政治、教育、社会的方方面面:建国后十七年革命意识形态教育的长期灌输,使得本应被学习的科学文化变为革命革命再革命;阶级路线的强调和阶级斗争的长期训练,使得阶级斗争被赋予解决人与人之间矛盾的方法;对领袖个人的极端崇拜、争做党的驯服工具,使得个人独立思考被听毛主席的话所取代;社会蒙昧氛围的长期熏陶,使得“红色”之外其他都是修正主义;毛泽东鼓励“造反有理”和某种“策动”,使得之前被打击的政治贱民成为革命小将和造反急先锋,踊跃造反,等等。这些都在潜移默化之中推动着、鼓励着造反。所以,主观上的需求加上客观上条件的支持,酿成了以造反为主要特征的全国性的内乱。从造反动机和造反条件的生成角度透视十年动乱的起源,可以在微观层面总结出诸多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