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到民国中期,南汇公产纠纷层出不穷,“绅”分别与“官”、“学”、“民”因公产的分配与处理产生冲突。通过处理南汇劝学所公产的问题,官绅之间展开对地方教育权力的争夺。民国七年,南汇劝学所恢复,南汇士绅再次获得了参与教育事务的权力。因恢复后的劝学所仍处于县政府附属地位,士绅在筹集教育经费、处理教育公产等事上受到掣肘。南汇士绅希望通过处置教育公产,以维护自身在地方教育上的话语权。政府则以维护公产的名义干预地方教育事务,对士绅进行打压。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都展现出了焦虑的情绪以及对对方的不信任。最终,政府干预地方教育事务的尝试失败,只能无奈妥协。在民国建立后的七年时间里,南汇西半县的绅学界人士与东半县的学界人士就观涛小学的归属问题展开了争夺,其目的都是为了争夺对西半县教育的控制权。最终,在省政府的斡旋下,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妥协。东半县的学绅在与西半县学绅与传统士绅联合下的对抗中,获取了西半县部分教育权。从清末到民国,在对普济堂公产的争夺,绅民关系因官方态度的不同而发生不同的变化。清末,在普济堂租佃中形成了“善堂——董佃——小佃”三级租佃关系。董佃成为了普济堂公产控制权的有力争夺者。在官方的支持下,南汇士绅驱逐了企图与之争夺普济堂公产控制权的董佃,并将小佃变成了自己的佃户,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920年代,佃户通过诉讼途径与士绅对抗,希望通过购买将公产产权收归己有,均告失败,此时官方仍然倾向士绅一方。1930年代,官方态度出现转变,倒向民众一方,绅民关系也因此出现反转。最终在官与民的合力反对下,士绅权力消退。在这几对关系中,“绅”是核心,所有的公产纠纷都是围绕士绅阶层发生的。“官”作为国家力量的代表,则始终贯穿其中,与其他几个阶层有合作有冲突也有调和。在南汇公产纠纷之下,“绅”与“官”、“学”、“民”,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下表现出既合作又冲突的复杂关系,士绅权力也在与其他几方的合作与冲突中不断消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