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依靠出口拉动的发展模式在世界经济舞台上逐步确立了重要地位。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全球蔓延,极大缩减了全球对中国出口的需求,中国正因过高的外贸依存度面临严峻考验。在我国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中,属美国对华贸易保护最具代表性,其成因复杂、形式多样、涉及领域广泛。美国在金融危机后采取的一系列新型贸易保护措施,阻碍着中美经贸往来的健康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本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在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下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和决定因素,剖析了参与政策制定各行为体的交互作用,在此基础上确定了美国国际贸易政策制定的动力机制。之所以采用国际政治经济学来研究贸易保护主义是因为国际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来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互动对于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将政治因素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用经济与政治因素相结合的视角来描述和解释经济政策的制定,可以较好地揭示了国际贸易中各利益相关方的立场和贸易保护政策的决策过程。这对于预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趋势和走向,制定有针对性、灵活性的应对措施,减少与控制保护主义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损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行文安排上,本文首先回顾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国际经济政策制定的霸权稳定论、多元主义论、国家主义论,沿着这三条研究路径的思路,进一步阐述了国家利益、利益集团以及国家制度对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分析得出美国政府是“民主的政府”——既注重公众利益又顾及特殊集团利益,其国际经济政策的制定是基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双层博弈。然后本文总结了后危机时代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和特点,在“仁慈的政府”、“自利的政府”和“民主的政府”模型的基础上以美国制造业为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考察后危机时代“国际利益”和“利益集团”对美国新型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得出结论：美国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是“国家利益”和“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结果,且在这两股力量的较量中,“国家利益”因素占着主导地位,政府将保护和发展战略行业和维护社会公平放在重要位置,而“利益集团”因素则处于下风,除了就业人口众多的行业得到了特别关注,其他利益集团对政策的制定的影响微弱。接着结合现实,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分析了“国家利益”和“利益集团”对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主导权在金融危机后悄然发生变化,利益集团的影响在不断减弱,国家利益的作用在逐步加强的原因。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论,本文预测后危机时代美国国际贸易政策仍将维持现状,特别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依旧是实行双轨政策,在总体上保持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同时在具体的贸易问题上以贸易保护为主调。对此,本文为防范新型贸易保护主义给我国带来的消极影响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我国外贸行业的发展应该从自身建设出发,完善产业预警机制,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积极开拓新兴市场,扩大国外产品进口。同时,我国政府应与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协调合作,加强国际谈判能力,争取自由、公平的国际贸易环境。利用中美对话机制,增进两国相互理解,建立互利共赢、优势互补的贸易关系。此外,还要密切联系海外亲华利益集团,寻找具有影响力的代言人,抵御反华利益集团带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