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豁免是一个涉及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问题。随着国家与外国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交往的增加,二者间的法律纠纷不断增多。主权国家在法院地国的地位问题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国家财产的执行豁免问题便是其中之一。与管辖豁免不同,对外国国家财产的扣押和执行对外国国家的影响更为直接和重大。因此,在中国意图出台国家豁免立法的背景下,对执行豁免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本文集中对国家豁免中的执行豁免部分进行研究。逻辑上,本文在探讨执行豁免的基本问题后,主要以各国执行豁免立法中的顺序为借鉴,依次讨论执行豁免的放弃、例外和特定种类的财产,最后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出台国家豁免立法中的执行豁免部分提供建议。本文除引言外,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探讨国家财产执行豁免的基本问题,包括执行豁免的理论基础、执行豁免与管辖豁免的关系以及执行豁免中行政机构与审判机构的关系。在执行豁免的理论基础中首先界定执行豁免的范围,即外国国家财产豁免于执行包括了在诉讼过程中(包括对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执行)不得对其财产采取一系列强制措施,包括判决前的扣押和判决后的扣押、执行等。其次,主要讨论执行豁免立场的演变过程,即由绝对豁免逐渐走向限制豁免的过程,其主要是为了主权国家与私人间利益的平衡和领土管辖权与豁免权之间的平衡,这一过程在各国的司法过程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考虑到执行豁免与管辖豁免分属于国家豁免的两个阶段,二者针对对象、诉讼中的阶段和严格程度各有差异,执行豁免之所以较管辖豁免更难获得的原因主要在于国家间外交政治关系的考量,对外国国家财产的执行容易招致报复措施,对吸引外国国家投资也存在风险,因而各国均会谨慎对待外国国家财产的执行。最后,正是因为执行豁免关涉重大,导致决定是否给予外国国家执行豁免决定机构上的双重性,使得执行豁免参杂着法律和政治的因素,在实践中行政机构和审判机构的权力分配各异。为了避免执行豁免的不一致性和行政机构遭受的外交压力,应主张在豁免案件中尽量“去政治化”。第二章主要探讨执行豁免的放弃问题,主要包括放弃的主体、放弃的形式和放弃的撤回、时间点。放弃需要由合适的主体通过有效的授权,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一方面,有权享有执行豁免的主体才得以有权放弃。另一方面,有豁免权的主体还需要得到适格主体的授权才会被认可为有效的放弃。放弃包括明示放弃和默示放弃,明示放弃需要国家自愿地明确地进行放弃,一般在放弃中都会明确放弃的范围。明示放弃主要可以通过国际条约、书面合同或提交法院的声明来表达,明示的放弃不一定必须是书面的放弃。默示放弃则争议较多,从目前的实践来看,被告国家主动参与诉讼或反诉以及被告国家缺席判决并不会对执行豁免权有所影响,但对于国家订立仲裁协议则存在争议,也有国家将提交仲裁认定为—种默示放弃执行豁免的行为,因此在国家提交仲裁解决争议时需要考虑到是否会被法院地国认定为默示放弃。放弃—经做出,除协议规定外不得撤回,且需要在合适的时间予以放弃,否则容易被法院认定为放弃。第三章主要讨论执行豁免的例外问题。执行豁免的例外作为可以对国家财产执行的情形,其规定直接影响着双方的权益。本文主要分析商业财产问题,作为被多数国家认可的例外情形,商业财产的界定尤为重要。首先是商业财产的判断标准,各国目前较多地对执行豁免中的财产采取目的标准,少数国家采取并不区分管辖豁免与执行豁免中的判断标准,即采性质标准。对于财产是否需要与诉讼和领土有一定的关联性,各国做法不一,但多要求其中之一或者二者兼采。对于商业财产使用的时间阶段,多以“现在用于”和“意图用于”作为时间点,避免“过去用于”对财产的溯及。实际上,目的标准和关联性要求避免了对外国国家财产执行的滥用,设置严格的门槛反映了各国在执行外国国家财产时的谨慎态度。除此之外,本文还分析了“指定财产”和“违反国际法所得的财产”这两种并不普遍的例外情形,指定用于清偿诉讼标的的财产是《联合国豁免公约》规定的情形之一,由于国家对自己的债务有所认识指定财产作为清偿的对象,此时应允许对该财产的执行,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对于“违反国际法所得的财产”目前争议较大,在立法和实践中并不普遍。第四章主要分析特定种类的财产,作为例外的例外,特定种类的财产由于其本身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多排除在商业财产之外,享有较为绝对的豁免。主要包括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的银行账户、外交代表机构的银行账户、军事财产和具有文化历史价值的财产。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的银行账户常常是一国资金储备之所在,因而为了避免给主权国家带来不必要的影响,各国都会给予特殊保护,一般不允许对其执行。外交代表机构的银行账户涉及到一国外交职能的履行,即使是混合型的账户,立法和实践都会首先考虑到不影响外交职能的运行。不过二者的举证责任问题一直有所争议,尤其是举证责任多对主权国家有利的情形下,希望能够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更加有利于债权人维护权益。军事财产和具有文化财产价值的财产也是因其重要性得到了非常大的关注。第五章主要探讨中国未来立法和实践中的取舍问题。中国目前并没有一部专门的系统的国家豁免立法,实践中我国也一直主张绝对豁免的立场。但是绝对豁免并不必然对我国有利,我国可以考虑在未来的立法中采取限制豁免的立场。结合上述分析,对内而言,中国未来立法的条文中应包括执行豁免的一般原则、执行豁免的放弃、执行豁免的例外、特定种类的财产,并明确豁免权的决定机构。对外而言,中国在国外被起诉时,充分利用外国国家豁免法的有关规定,采取法律手段积极应诉。采取法律手段为主,外交手段为辅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