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现代新儒家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马一浮、熊十力为研究对象,重点在于分析、阐明马一浮、熊十力通过对佛学思想的借鉴重构儒学思想体系的方法和内容。力图通过对二者思想体系的对比分析,说明现代新儒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方式及早期现代新儒家所开创的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的范式和特点。以马一浮、熊十力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思想的出现是儒学内部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儒学在以西方文明为核心的近代工业文明冲击下的回应。因此,现代新儒学具备了基本符合西方近代学术规范所具有的逻辑化、体系化的结构特征,并开始尝试性地使用西方学术术语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诠释和分析。与此同时,他们又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传统儒学(尤其是理学)及佛学的概念、范畴体系,试图将宋学与汉学、程朱与陆王学派融为一体,从而使其思想体系保留了儒家学说的基本面貌。从形式上看,以马一浮、熊十力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思想体系呈现出强烈的融合中西古今学术的意愿,其理论的展开过程也充分显示了他们的这种理论尝试。从内容上说,马一浮、熊十力的儒学体系沿袭了传统理学的核心观念,以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经学为主要问题建构起独特的现代新儒学体系。马、熊二人的本体论观点俱以《周易》的内容为基本观点,吸收了华严哲学一真法界说的内容,尝试建立体用一如儒学本体论。在心性论问题上,马、熊二人则借用了《大乘起信论》中的“一心开二门”的思路,解决传统儒学一直关注的心性来源及其善恶等关键问题。在工夫论中,二人充分吸收佛学的修行理论和方法以充实传统理学的修养工夫论。在以上基本思路和方法趋同的基础上,马一浮、熊十力二人对于佛学思想的借鉴也有其各自不同的特点。在共同的“体用一如”的基础上,马一浮的体用论更接近华严哲学体用论的本来面貌,偏重于即体即用的体用观;而熊十力则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唯识学和西方哲学的影响,更倾向于采用分析的方法,在体用一如的基本前提下,将本体与现象分别对待,其思想的前期主张摄用归体、而后期则主张即用显体的体用论。在以一心开二门为基本框架所建构的新儒学心性论中,马一浮更加强调至善的超越之性与有恶的现实之性统一于心本体之中,从而解答天赋之人性何以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善之具体行为的产生这一儒学的传统问题。而熊十力则偏重借鉴唯识学的观念以佛学的染净之辨说明传统儒学所讨论的善恶之别。在工夫论上,马一浮偏重体悟为主的涵养工夫,而熊十力则注重认识论为基础的察识工夫。这是马一浮、熊十力二人思想的主要差异。作为现代新儒家最早的代表人物,马一浮、熊十力思想必然存在不足之处。但二人的努力提供了最初的经验,且开创了此后现代新儒家发展的方向。他们所运用的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的基本方法也是其后现代新儒家学派所运用的基本方法。因此,对二人的研究有利于对整个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深入理解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