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研究“普兰查斯与米利班德之争”的重要学者,巴罗的功绩之一在于他在结合多姆霍夫的阶级支配理论的基础上对包括米利班德在内的工具主义国家理论做出了细致的分析,并对这一理论的各种批判之辞进行了反批判。在他看来,包括普兰查斯在内的对工具主义国家理论的批判事实上都不成立。他们所批判的只是一种理论的“假象”,这种批判错误地将工具主义国家理论只还原为如下命题:“现代国家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因此,巴罗辩称道:迄今为止的对工具主义国家理论的一切批判实际上都只是对它的误解与歪曲,它们并未真正地把握这一理论的总体。本文正是从巴罗对工具主义国家理论的分析与辩护入手,从而指出工具主义国家理论仍然成立并符合当前的社会现实。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现状进行说明。本文认为,到目前为止,有关工具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结果仍然集中于拉尔夫·米利班德,而未涉及到“普兰查斯与米利班德之争”之后诸学者对这一理论的重构与辩护。其次,第一章主要回溯了工具主义国家理论的理论来源。本文认为,如果不对工具主义国家理论过度引申,即只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具性质加以说明和揭露,那么,这种工具主义国家理论首先应该回到马克思。在他之后,这种理论得到了恩格斯、列宁和葛兰西等人的继承与发展,并在米利班德那里得到了系统性的实证分析。再次,第二章主要说明巴罗对工具主义国家理论的分析。本文指出巴罗把权力结构分析看作是工具主义国家理论的方法论路径,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分析与社会分析的说明,以及通过对殖民化过程、意识形态过程、特殊利益过程和政策研制过程的分析表明了资产阶级的确构成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并把国家和其公共政策当作为谋求利益的工具。最后,第三章主要说明巴罗对工具主义国家理论的辩护。本文指出,巴罗分别对工具主义国家理论的三种批判,即方法论批判、解释力批判和反事实批判进行了反批判。在他看来,时至今日,一切关于工具主义国家理论的批判都由于批判本身所具有的缺陷,即庸俗理解工具主义国家理论,而不能完全驳倒这一理论的现实性与正确性。